我叫安强，因为我选择坚强

（发表于《留学生》2008年第11期）

我的中文名字叫安强，“平安”的“安”，“坚强”的“强”。

我是个普通而又不普通的美国大学生。说我普通，因为我和所有大学生一样，每天大部分时间用于学习专业，穿行于宿舍、教室、图书馆和食堂之间；有自己的朋友圈子，喜欢运动，也喜欢旅游；说我不普通，因为我是个盲人，却和正常学生一样，在普通的小学、中学、大学读书，过着跟正常孩子一样的生活。这要感谢我的父母和幼儿园的启蒙老师。我上小学之前，父母为我去哪个学校而犹豫不决，我是盲人，通常是要上盲人学校的。可是，我的启蒙老师建议父母说：“安强在普通学校会比在盲人学校学到的知识多；而且安强是个坚强而有毅力的孩子，给他一些压力和挑战对这个孩子是好事。”父母希望我像其他孩子一样学习和生活，也希望我像其他孩子一样有美好的未来，最终决定让我进入普通学校学习。我觉得父母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虽然在普通学校学习对我来说是个挑战，但这让我拥有了“正常生活”。这种所谓的“正常生活”对很多人来说是与生俱来的，而对于我却是一种“奢华”。

我是美国人，来自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我的父母是墨西哥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移民到美国。父亲是园艺师，已经退休了；母亲是家庭主妇，一直不工作。你知道，很多墨西哥人都想法设法移民，而且绝大部分是移民到美国去。我的父亲先是一个人去美国工作，凭借着自己的手艺立足，并挣钱养家糊口。他把挣到的钱定期寄回墨西哥，养活我的母亲和两个哥哥。过了一些年以后，母亲和两个哥哥才移民到美国。我比较幸运，是在美国出生的，吃的苦比两个哥哥少一些。

我们一家人生活在洛衫机附近的卡森市（CARSON），这儿离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长滩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很近。我的父母现在生活得不错，父亲有退休金，还有政府发放的生活保证金。我的大哥现在在加利福尼亚州北方的一家商店工作；二哥也是盲人，在一所社区学院做助教。

我出生在洛衫机。我是天生的盲人，左眼什么也看不见；右眼能看见强光。我小的时候，家人尝试给我治病，但最终失败了。我的二哥比我好一些，他可以分辨颜色，可以看见大的字，可以通过放大仪器来阅读书籍。然而我却不能，我只能利用电脑的windows软件去“听书籍”。这个软件可以把电脑中输入的各种文字信息自转转换成有声信息并朗读出来，这样我就可以“读”书了。

我觉得最大的遗憾是：“从出生至今，我还不知道自己的模样？”周围的朋友告诉我，我个子不高，皮肤也不算白，黑色的头发，嘴唇有点厚。我的两个眼睛和正常人不一样。一只眼睛大一些，另一只眼睛小一些。每个人跟我描述的都不太一样，多多少少有一些出入。然而，他们所说的话留给我的都是一些不连贯的碎片，始终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印象。我可以知道人类上万年的历史，可以知道地球另一端发生的重大事件，而“我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子”，是我一生永远也不会知道的“迷”！

我从来没有觉得上帝对我不公平，也从来没有觉得和别人有些不一样。上幼儿园时，父母把我送进一所专门为盲人开设的幼儿园，大概从那时开始，我开始意识到我和别的孩子有一些不同。

跟别人不一样，不是什么好事，也不算是什么坏事。比如在课堂上，别的孩子用普通文具，而我用盲人用的打字机；课下别的孩子有很多时间去玩，我要花费更多时间整理和复习学习过的内容。我和别人还有一点不同，我觉得这也是盲人和正常人最大的差别，就是很多人认为，做很多事情盲人是不可能做到的，而我偏要做，要证明给他们看我们盲人能做到。盲人是需要不断证明自己的。总的来说，除了小时候在一些活动，尤其是体育活动中，我不能和很多人一起活动以外，其他方面和别的孩子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因为我行动不便，不能和很多人一起踢球，我能和两、三个人踢球。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有一次，我和几个小朋友在玩一种什么游戏，具体是什么游戏记不清楚了。后来他们站起来向前跑去，我也站起来，想和他们一起跑，但我什么也看不见，不能像正常孩子那样奔跑，更不可能像他们跑得那么快。听着他们那有些杂乱的、渐行渐远的脚步声，我第一次感到有些孤独。

七岁时，我开始用键盘打字。在电脑上装上一种特殊程序，可以读出声音来。不过，我在小学阶段（七岁到十一岁）时，用的还不是电脑，那时候我大部分的工作是用盲文打字机完成的。学校里有一位老师可以读盲文，然后转写成普通文字，这样老师就可以读我的作业了。上初中以后，我从我的一位盲人朋友那儿学到很多电脑的知识，并开始使用电脑。

我使用盲文打字机，所以跟别的同学比起来，完成一项任务，我花的时间要多一些，不过我的老师能理解；而且考试的时候，老师会给我更多一些时间。

在美国的普通学校中，一般专门聘请一、两位教师来帮助我这样的特殊学生，手把手教我们怎么上下公共汽车，怎么上下楼梯，怎样上厕所等，他们教我们做各种事情，以保证他们正常生活和学习。我有一位老师，他叫斯黛文·洛扎诺（STEVEN LOZANO），他一直帮助我，从5岁开始，到我17岁中学毕业，他整整帮了我12年。虽然帮助盲人是他的工作，但我内心一直非常感激他。他非常有耐心，总是替我们着想，生活上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更重要的是，他还在精神上给予我们鼓励和支持。他是我的一位良师，更是我的一位益友。我们已经很久没见了，我很想念他。如果你读过海伦·凯乐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知道她的导师安妮·沙利文(Anne Sullivan)，你就不难理解我对洛扎诺先生的感情。

说到海伦·凯乐，我没有读过她的书，但读过她的故事。她之所以能成为世界著名的、受人尊敬的作家，主要是因为她和她家人在困难面前的坚持不懈。如果没有家人和老师安妮·沙利文的支持和帮助，海伦·凯乐是不可能成功的。我非常钦佩她，不仅仅是因为她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她生活的年代跟现在很不一样，没有当今社会很多便利的条件，也没有当今社会的众多机会；而且人们对于残疾人的态度也跟今天大不一样。

我一直有很多朋友。有的朋友也是盲人，他们跟我一样，经过自己的努力进入大学学习。他们也都很坚强。我还有一个女朋友，她也是盲人，23岁；今年5月大学毕业，9月将在SHAPMAN 法律学院攻读法律硕士。我和我的朋友都明白一个道理：“教育是通向成功的钥匙。”

中学毕业后，我考入亚历桑那大学。进入大学之前，我已经学会了西班牙语。所以我决定学习一门“非普通语言”，于是决定学习中文。原因很简单，一是因为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二是因为我喜欢历史。在中学阶段我就了解一些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很悠久，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就不能算是了解世界的历史。

你知道，美国大学的学费不便宜，但学费对我来说却不是大难题。因为家庭贫穷，我又是残疾人，所以政府给予我一定的补贴；另外我的专业是中文，中文在美国属于特殊专业，按照美国的教育政策，我也可以获得一些补贴；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几年来我的成绩一直很好，每年我都可以得到亚历桑那大学的奖学金。

我学习汉语主要是靠听和说来学习的。我不能阅读，也不能写。“耳朵”成了我学习汉语的最最重要的途径。现在我的中国老师几次对我说：“安强，如果不看你人，只听你说汉语，我会以为是中国人呢！”老师的话当然是过誉，不过我还是很高兴。你知道，盲人的听力是特别敏锐的。正是因为我是盲人，我的听力、汉语发音和口语表达能力要比一般的留学生好得多。“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依。”中国古人真是聪明，这句几千年前的古话在我身上再次得到了印证。

我这次来中国留学，感觉很高兴。这不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我美国的中文教师来自中国儒教文化的发源地——山东。两年前，我和几个同学跟随他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们去了曲阜，参观了孔庙、孔林；我们还爬了泰山。你可能不相信，我真的是自己爬上泰山之巅的。在泰山顶上，老师给我们讲杜甫的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给我们讲“泰山为五岳之首”；讲秦始皇泰山封禅；讲道教的碧霞元君，民间称为“泰山老奶奶”；讲中国人为什么把岳父称为“老泰山”……中国文化如此博大精深！泰山和中国文化在那一时刻带给我的震撼让我终生难忘！

今年夏天是我第二次来中国。我现在在扬子国际交流项目学习。扬子国际交流项目是美国一家基金会和亚利桑那大学联合在中国设立的一个教育项目，地点设立在南京，已经有三年多的历史了。我到南京已经一个多月了。这一个多月以来，我觉得自己有两大收获：一是汉语水平有了提高，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政治等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第二个收获是我游览了北京、南京和长江附近的一些城市。我们这个项目包含学习和旅游。我们先后去了北京、镇江、苏州、杭州等地参观游览。在北京，我去了故宫、天坛，还登上了长城。我听中国人说过一句话：“不到长城非好汉”，现在我觉得，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对人说：“我已经是真正的‘好汉’了”。在南京，我去了中华门，游览了明代城墙和明代陵墓，还去看了中山陵。

我现在已经大学四年级了。毕业后我打算继续读硕士。跟中国一样，在美国有硕士学位更容易找到工作。如果能拿到硕士学位，我可以比较容易找到一份跟汉语相关的工作。比如，我可以做新闻工作。你知道，很多人喜欢在网络上阅读新闻。我可以做与网站有声新闻有关的工作，朗读新闻报道、介绍中国文化、历史、哲学、语言文学以及汉字等各个方面的内容。我现在认识一家国立电台的管理者。有关于中国的报道是该电台重要内容之一，比如关于中国当今社会情况、关于中美关系、关于与中国关系的世界政治、经济关系等等。只要我的汉语水平好，尤其是汉语发音纯正，表达流利，我是可以胜任这家电台的工作的。另外，我还可以在大学做老师，教中文，教国际关系等课程。另外，做个中文翻译也是不错的工作，我既可以从事书面翻译，也可以从事口头翻译。我觉得口头的同声传译应该是更能发挥我的特长的一项工作。

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不幸。我是个天主教徒，我相信上帝，上帝为我安排好了我的生活。我不仅不应该抱怨，反而应该感谢上帝。上帝赐给我不同于常人的困难，那是上帝对我的特殊眷顾；而且这么多年以来，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我的同学、我的老师、我的朋友，他们没有人因为我是盲人而看不起我，他们给予了我很多帮助。我的周围有那么多好人，我觉得我是幸运的。

这些年，我遇到过很多困难。有困难时，我会告诉别人，寻求朋友的帮助。我认为，有困难应该想办法去克服，而不是沉浸于悲观的情绪中。我没有理由停止，我没有理由放弃，我必须坚持。我相信生活中的任何困难都有解决的办法。我现在20多岁，我的未来肯定也充满了困难和艰辛，但我永不放弃。

 采访稿：发表于《留学生》2008年第10期

跨越国界的友情

马克：来自美国，中央民族大学英文教师。

丝黛菲：来自保加利亚，现留学上海，攻读硕士。

巴凯文：来自瑞士，现为天津大学国际教学学院留学生。

法比安：来自法国，现为天津大学国际教学学院留学生。

1．            你来中国多久了？你有很多朋友吗？

马克：我来中国已经有34个月了。在中国我有很多朋友。

丝黛菲：我来中国差不多有四年了，我的朋友不算少。

巴凯文：我来中国已经八个月了。我的朋友很多是华人，他们来自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还有一些朋友来自韩国、俄罗斯。我的女朋友是中国人，她是位四川的姑娘。

法比安：我来中国一年了。刚来的时候我不会说汉语，英语也不好，所以我只和一些非洲朋友说法语；后来我认识了一些美国朋友，我的英语进步很快；再后来我学会了汉语，又有了中国朋友。我的朋友还有印尼人、韩国人。我的女朋友是蒙古人，我和她说汉语和英语，所以我的汉语进步很快，而她的英语进步很快。

2．            在中国，你的朋友是中国人多还是其他国家的人多？请你比较一下他们有什么不同？

马克：我有很多朋友。我并不觉得我的这些朋友有很大的差别，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他们很友好，乐于助人，细致周到，和我有很多共同的兴趣爱好。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会成为朋友。

丝黛菲：还是外国人多。我们这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感觉我们有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是老外，所以就自然而然地聚在一起。外国人之间很容易打交道，生活方式和习惯也差不多，很少有相互不理解的情况。反过来说，外国人和中国人在生活习惯方面总会有一些很大的差异，交流经常有障碍。比如说，外国年轻人最普遍的休闲习惯是逛酒吧、喝酒、跳舞，这些很难被很多中国人接受。我在中国的很多朋友都属于“酒吧友”一类，其中竟然没有一个是中国人。

巴凯文：还是外国的朋友多。我觉得中国朋友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朋友差不多。他们的文化背景差不多，跟欧洲人很不一样，这可以从一些生活细节上看出来。比如，中国人吃饭的时候把骨头什么的直接吐在桌子上；欧洲人不这样。再如，一些中国人随地吐痰，一些年轻人周末睡懒觉等，都跟我们不一样。欧洲人比亚洲人开放，比如我跟父母吵架了，我的华人朋友告诉我，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

法比安：别的国家的朋友更多。每个国家的人有自己的习惯。我觉得中国人比别的国家的人更羞涩一些。如果一个外国人在街上看见别的国家的人，会主动打招呼；而中国人不这样。一次我跟非洲人去家乐福，旁边的一个中国女孩看起来很害怕我，这让我觉得很奇怪。

另外，我觉得中国朋友不太喜欢说出自己的想法。我和我的辅导常常谈论到一些事情，在我说出自己的看法以后，她常常说：“为什么法国人这样说？”我会立刻纠正她：“不是法国人，而是一个法国人。我代表我自己，不代表我的国家。”在法国，每个人都喜欢说出自己的观点，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都可以说出来。我觉得中国朋友不习惯说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中国人不愿意说“不”。一个人说了什么，其他人总是表示同意。尤其是老师说的话，没有学生表示不同意。我们在学校的时候，老师教育我们，要做自己，不要跟从别人的观点。我想，中国有那么多人，如果每个人去思考，说出自己的想法，中国就可以有更大的变化。

3．你是通过什么方式认识这些朋友的？

马克：我的朋友很多都是我的学生。还有一些是通过朋友介绍的，或者在校园内邂逅的。还有一些朋友最初是通过网络认识的，后来彼此有更多了解而成为朋友。

丝黛菲：最普遍的方式有三种：一种是一起学习时认识的。这样既可以交中国朋友，又可以交外国朋友；第二种方式是晚上出去玩的时候认识的，都是老外；第三是一起工作时认识的，一些同事以及他们的朋友慢慢变成我的好朋友。另外，我跟跟人一起住，同住宿舍或一起阻房子，我的同屋也成为我的好朋友。

巴凯文：他们大多是我的同学，也有的是朋友介绍的。朋友之间互相介绍自己的朋友，这让我们的交往圈越来越大。

法比安：一些人是我的同学，另一些人是我踢足球时认识的。天津有很多足球队：中国队、日本队、非洲队、欧洲队等。这些外国足球队的成员有留学生，也有工作的人。他们踢足球是为了寻找乐趣。我们每个星期天都踢球，因而我认识了一些中国朋友。

4．平时你和你的朋友喜欢做什么？

马克：大部分时候我们就是聊天。有时是见面聊，有时打电话或在网络上聊。我尽量把我的音乐介绍给他们，找机会为他们弹吉他或唱歌。

丝黛菲：我们出去喝酒、跳舞。有时候也逛商店，或者出去旅游。

巴凯文：我的朋友一般都比我大一些。我们一起吃大鱼大肉、喝二锅头；我们还去俱乐部或去跳舞。俱乐部一般比较贵，一瓶啤酒40元，很宰人；所以有时我们去王顶堤大排挡，那儿的啤酒和吃的东西都很便宜。当然我们也一起出去旅游。

法比安：我们一起踢足球或者去酒吧，我们聊天、跳舞。我们欧洲人不喜欢KTV。

5．你选择朋友有标准吗？你的标准是什么？

马克：上面我提到了，那就是友好，乐于助人，细致周到等。

丝黛菲：朋友应该是自己喜欢的人。我喜欢比较聪明和善良的人或有幽默感和积极向上的人。

巴凯文：我没有标准。只要人家对你好，你也应该对他好，他们就是我的朋友。我小的时候妈妈就是这样告诉我的。妈妈说，皮肤的颜色无所谓，只要一个人心好，就可以成为你的朋友。我喜欢自然的人，言行一致的人。

法比安：我没有标准，各种人都可以成为我的朋友。我第一次看见一个人，不能判断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交往一段时间后，如果我觉得他是好人，不说谎，我们就可以成为朋友。我不介意他贫穷还是富裕。

6．你交中国朋友是为了学好汉语吗？你的中国朋友对你的学习和生活有哪些帮助？而中国朋友为什么喜欢和你成为朋友？

马克：很多中国朋友喜欢跟我聊天，因为他们可以练习英语口语；也有很多朋友喜欢我的音乐。他们都觉得我是个很友好的人。我的一些朋友把我介绍给他们的朋友和家人。中国朋友给我很多帮助，带我去看病、购物、旅游，等等。最重要的是，他们让我在异国他乡不会感到孤独。

丝黛菲：我交中国朋友不是为了学好汉语，所以我至今还没有把汉语学好！我的中国朋友很少，基本上都是我们排球队的队员！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兴趣——打排球。他们的习惯和我不一样，而我又不喜欢唱卡拉OK，所以除了打球，我们交流的机会不太多。他们呢，人很好，不仅接受了我这个老外，还常常邀请一起去某个地方，邀请我一起吃饭。可是我也可以感觉到，他们不是非常理解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差距竟然这么大！那么，我跟别的外国人是否就不存在所谓的“文化差距”呢？其实不然，有些外国人，也跟我很不一样，我跟他们沟通起来也有难度。

巴凯文：中国朋友对我的汉语学习帮助很大，有些词在课本上是学不到的；也有些课本上的词已经落后了，我可以从朋友那儿学到新的词语。中国朋友还让我了解了中国传统和文化，他们还帮助买手机，带我去参观。我以前有个辅导，她是天津大学的学生，现在我们成了朋友。

法比安：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法国很小，到中国以后，我认识了很多不同国家的朋友。我可以从朋友那儿学到很多东西，朋友之间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帮助。这是朋友的价值。

7．你和你的朋友有没有发生过矛盾？是如何解决的？举例。

马克：跟他们聊天，通过沟通解决矛盾。

丝黛菲：我跟中国的朋友好像从来没有过什么矛盾，可能我们的关系本来并没有那么近，所以相互的期待和要求并不高。我跟外国朋友发生过矛盾，可能有两三次，也不多。有时候你会发现某个人并不是你所希望的、特别好又特别可靠的朋友。这没有办法，离他们远一点就好了。

巴凯文：我们只有小的矛盾。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的做法跟我们不一样。比如我们欧洲人不可以边吃饭边吸烟，而中国人常常这样做。怎么解决？不需要。我想我应该入乡随俗。在历史上，我们欧洲人到处指点别人的错误，现在我不想这样做。有时，我跟朋友聊天时，我们意见不一致，不同意彼此的观点。我说“算了，算了。”我们的矛盾也就不了了之了。

法比安：大的矛盾没有。有时意见不一致。

8．讲述你的朋友做的让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

马克：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一些朋友会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帮助我。

丝黛菲：那是去年我临回国的时候。学期的最后一天，我的中国同学说要跟我聚一聚，我同意了。我虽然忙着整理行装，但还是炒了几个菜。我觉得他们只是来玩玩，就没多做准备。没想到，他们来的时候都带着很多吃的，也给我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礼物。其中最可爱的礼物是老子的两本书。我是从来不看老子的，我很不爱看“老子说……”什么什么的，可是他们知道我喜欢中国古诗，想送给我他们认为最有代表性、最有价值的礼物，就选了老子的书。我当时感觉很激动。因为我们平时交流并不多，等我走时，他们突然变成这样的，我觉得好遗憾！

巴凯文：我最好的朋友是华人，有一次，我们出去喝酒，我喝醉了。他认识我的女朋友，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的女朋友，我的女朋友很生气。后来我跟他大吵一架。因为在欧洲朋友之间是不会这样做的。而他呢，始终不觉得他这样做是不对的。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

法比安：有。比如我的非洲朋友总是迟到。

9．你最好的朋友是谁？介绍一下他（她）。

马克：我最好的朋友是一个26岁的中国女孩。我是到北京的第一天认识她的。她精力充沛，热情，聪明，有同情心。我们很快成了朋友，共同做了很多事情。在她的鼓励下，我决定提高我的音乐水平，决定由她做我的代理。她以前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不过她学得很快。现在我的音乐水平越来越高，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她工作起来也已经非常熟练。

丝黛菲：我在上海最好的一个朋友是我以前的同屋。她是位澳大利亚的姑娘，跟我年龄差不多。虽然她是澳大利亚人，但她的父母是越南人。虽然我们看上去相貌差别较大，但是我们对生活的观念大都很相似。两个人沟通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愿意听和接受对方的看法。在某些方面，我们的看法恰恰相反，但是我们能互相理解，互相接受，因为我们互相在意对方，还经常试图影响对方的想法。比如说，我认为她买的新衣服难看，我会告诉她，因为我不希望别人笑她；她认为我某个事情做得不对，会劝我别这样做，有时候明明知道劝我也没有用，可是总要试一下。

我认为我们很相似的原因，一个是，我们小时候都经历过比较困难的生活，所以懂得珍惜很多别人经常小看的事情。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有同样的文化背景。虽然她家人是越南人，但从小就接受了澳大利亚的教育和外界的影响，而她人又特别聪明、积极，所以比很多西方人更西方人。

巴凯文：我最好的朋友是苏家佑。他是印尼人，父亲是福建人。

法比安：我最好的朋友是巴凯文。他来自我的邻国瑞士，我们差不多一样，受过同样的教育，想法相似，都说法语。他很聪明，会说英语、法语、意大利语、汉语和日语。

10．在异国他乡交朋友往往很难成为一生的朋友，有人说：“每天我们都在认识新的朋友，每天也都在告别旧的朋友。我的朋友换来换去，没有一个固定的。”对于朋友间时间和空间的隔阂，你怎么看？

马克：跟朋友距离远并不意味着你失去了朋友；同样距离很近的人也不一定能成为朋友。友情是需要培养和经营的。如果你不培养和经营，你不会有朋友。

丝黛菲：我已经发现世界很小，我曾经告别并以为不会再见面的那些人，又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重新碰到了。所以现在我跟朋友告别的时候再也不那么难过了，因为我知道我们肯定会有机会再见面的。另外，如果我们曾经是好朋友，即使到了远方，也不会互相忘记的。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很多国家很多地方的“朋友”，这样不是更好吗？！

巴凯文：我相信，如果上帝要我们永远做朋友的话，我们就在上帝面前，上帝会为我们安排一切。我的一个俄罗斯朋友回国了，我们还经常聊天，用skype聊天。

法比安：我希望时间和空间不会改变我和朋友的友情。我跟朋友离得很远，不能每天打电话，但可以常常联系，互相问候，我还会找时间去他们的国家看望他们。我们会一直保持联系。我希望自己将来在贸易公司工作或者成为商人，我的朋友现在和将来都对我很重要。

采访稿：发表于《留学生》2008年第11期 

有交流才能进步

——中国与世界的互动

索妮娅：来自保加利亚，毕业于索非亚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2006-2007年在上海同济大学留学一年；现在新华社驻索非亚分社工作。

白正杰：来自美国，南开大学留学生，现在“汉语进修班”学习汉语。

田崎伸一郎：来自日本，南开大学留学生，现在“汉语进修班”学习汉语。

1． 你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吗？谈谈你的理解。

索妮娅：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呢！我知道这是邓小平提出的理论和政策。改革开放让中国的经济进步比以前快多了。我还知道改革开放为中国的文学、艺术、电影、技术都带来了巨大发展，也让中国跟世界的经济、文化、体育、教育有了更多的交流。

白正杰：我对中国的“改革”不是很了解，但了解中国的“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非常必要的。世界各国在给中国提供便利和机会的同时，也从中国获得了中国所能提供给他们的巨大好处。我相信中国的“对外开放”将会使很多国家以及全世界未来的经济更加繁荣。

田崎伸一郎：“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改革国内体制和对外关系的一项重要政策。1978年邓小平开始推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据我了解，1978年以后，在中国农村，人民公社解散了，土地承包给农民，农民的生活比以前好了；在城市，比如广州、深圳、上海、天津、大连等，人们积极吸引和利用外国资本，发展中国的经济。

2．  在你看来，中国近二十年和1980年代以前有什么巨大的差异？

索妮娅：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说不好，因为我才24岁，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是什么样的，我只听说过，并不真正地了解。我觉得，从六、七十年代到近些年，中国最大的变化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方面，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有了很大发展，楼房、汽车等等都比以前多了；第二个方面是思想观念方面。这些年，中国人的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年轻人。现代中国青年人跟老一点的中国人的想法根本不一样。这也不奇怪，恐怕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中国年轻人通过因特网跟世界各国的年轻人交流，紧跟世界的潮流。然而，因特网也有负面影响，父母应该引导孩子通过网络获得什么样的信息才是正确的。因为网络上的信息有好的，也有坏的。不要认为西方的东西什么都好。年轻人容易受到外国的影响，然而，外国的并不都是完美的。

白正杰：八十年代时中国不像现在这样开放，也没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我相信，跟八十年代相比，中国经济等各方面都处于更为良好的状态之中。人们比以前拥有更多的东西，可以比以前更轻松地享受生活。

田崎伸一郎：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但是，我也听说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差距越来越大了，沿岸和内陆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3． 中国近些年经济的发展另世界瞩目，举例说明中国和你的国家在经济方面的交流和互动。

索妮娅：欧洲大部分的东西都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我最近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报道，在欧盟的某一个国家，好像是比利时吧，做了个实验：他们把一个普通家庭的所有的中国产品全部都拿走或者禁用，让这个家庭一个星期不用中国产品，结果发现，大概只有一个灯泡不是从中国来的。这个实验足以说明一切，关于中国和欧洲国家经济方面的交流，我觉得就甭再说了。

白正杰：从我来中国以后，中美两国的经济基本上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且在不断地发展繁荣，将来他们也会在互利基础上继续发展。当前，两国关系友好，经济来往频繁。然而，我认为保持和进一步发展，创造一个更加光明和繁荣的未来才是至关重要的。

田崎伸一郎：我知道丰田自动车股份公司和天津一汽在天津共同设立了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我在天津乘坐出租车的时候，司机师傅常常对我说“你是日本人。丰田的车骑着就是舒服！”。

4． 举例说明中国和你的国家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交流和互动。

索妮娅：很可惜，我觉得中国和保加利亚两国文化方面的交流还很不够。中保文化交流还是有的，比如北京2008年奥运会期间，有40张保加利亚孩子画的画儿在北京举办了专场展览；中国汶川地震之后，有43名重庆孩子来保加利亚疗养。我跟这些孩子见了面，觉得保加利亚的文化给他们的印象很深刻。我觉得保加利亚人很少真正地了解中国的文化、艺术等。很多保加利亚人对中国书法、中国功夫、太极拳之类的感兴趣，还有很多保加利亚人知道我会汉语以后，就让我把他们的名字用汉字写出来，因为他们觉得汉字很酷。

保加利亚前年建立了孔子学院，每个星期有人给观众介绍中国各个方面的情况。我觉得这是中国政府通过保加利亚汉学家的讲解来宣传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和途径。我真的感谢他们！

白正杰：在美国，现在很多大学开设了课程教授汉语、中国文化、中国艺术和中国音乐。这是一个重要桥梁，让美国人来分享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世界。当前，我觉得美国人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人都非常感兴趣。

田崎伸一郎：2007年是日中文化体育交流年。我听说，在北京两国共同举办了日本庙会和中国庙会。

5． 举例说明中国和你的国家在体育方面的交流和互动。

索妮娅：对体育，我从来没有多大兴趣，因而我了解的不多。不过，我知道中国大连足球队曾经到保加利亚寻找足球运动员；浙江绿城足球队在保加利亚一座小城波特夫市（Botev Glad）建立了自己的训练基地，聘请保加利亚足球教练，训练中国的少年足球队。这些少年足球队员在保加利亚各地参赛，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呢！

白正杰：体育是中美两国交流的重要桥梁。美国人已经将很多种新的体育运动项目介绍到了中国，尤其是一些极端项目，如“乘风滑翔”“蹦极”等。在我看来，美国在某些体育项目上有优势，而中国也有一些体育项目让美国人非常赞赏。

田崎伸一郎：在2007年日中文化体育交流年中，我毕业的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也有很多中国留学生，那儿的日本学生和中国留学生一起举办了运动会。

6．以“北京奥运会”为例，你认为在奥运会的筹办、举行过程中，中国与世界有哪些方面的交流和互动？

索妮娅：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举办了保加利亚孩子们的图画展览，除此之外，我不太清楚还有什么。我知道，开幕式吸引了非常多的保加利亚人的“眼球”。现在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在开幕式进行过程中，保加利亚副总统当时就给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打电话，夸奖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办得非常好。

白正杰：对此我不完全确信，不过，我希望奥运会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近一些，彼此更加开放。

田崎伸一郎：奥运会的火炬也在日本传递了。我们日本人祝福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取得成功。

7． 开放以后，中国大、中城市随处可见“老外”的身影。你如何看待中国对世界“开放怀抱”的姿态？你的国家也是这样吗？它有什么样的优点和缺点？

索妮娅：是的，我们国家也是这样的，有不少外国人。跟中国不同的是，保加利亚还算是个西方国家，跟别的欧洲国家的文化差别不是那么大。欧洲人在中国，他们的外貌、习惯、观念都和中国人很不一样；而在保加利亚，其他欧洲人跟保加利亚人的外貌、习惯、观念等的差别没那么大。

白正杰：我相信“开放”是非常好的。美国对世界很多人和很多文化开放，因而成为“美丽的土地”。可能她的土地不那么美丽，但那里的人很好。美国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很多人和很多种文化组成的，不是由某种特殊人群组成的，这非常好。我认为，其好处一方面在于我们美国人可以从中了解和培养很多种良好的品质，从而让我们自己变得更优秀一些；另一方面，来自不同文化的不好的品质也造成与其他文化的不和谐或着冲突。然而，如果我们能互相学习，就可以汇集和经历上帝和生活所能提供给我们人类的一切。

田崎伸一郎：日本也推行“开放”政策，但是我觉得中国经济发展得比日本快得多。如果从今以后，两国能共同发展，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8． 在中国的“老外”越来越多，而且有好人，也有坏人。这对中国政府的管理模式、管理理念等方面都是挑战。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索妮娅：有些外国人有时候不懂中国的情况，直接批评中国。我不是说他们人不好，只是不理解情况。世界上没有非常理想的政府。各个国家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的政府还是比较认真地去对待外国人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中国人也越来越了解别的国家，这是好事；不过，我上面已经说了，父母要注意外国人对孩子们的影响。年轻人有时候不理解西方文化就完全接受，就直接去模仿。西方文化有很多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应该以合适的价值体系为基础去判断西方文化哪些值得学习和接受，哪些不能。

白正杰：我觉得这对中国政府和警察来说是很困难的。他们应该了解多种语言和文化，或者有了解多种语言和文化的职员，以便与外国人更好沟通并有效地管理他们。

田崎伸一郎：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认为，谁也不能保证在中国的外国人没有坏人。但是，有一点我认为很重要，就是世界各国应该加强合作，打击国际犯罪，互通各国有重大犯罪经历的人的信息，拒绝这些人进入自己的国境。

9． 在中国，你是你们国家的文化传统观念等的代表，举例说明，你以及你所代表的文化观念对中国朋友（或同学、同事）的影响。

索妮娅：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对经济方面有兴趣，我觉得。哈哈！文化方面呢，中国人喜欢保加利亚的玫瑰油、酸奶。保加利亚不是很大的国家，而且好像我认识的对文化有兴趣的中国人，大多都以中国文化为骄傲，给我讲解很多中国文化知识，很少问我们国家的事儿。

白正杰：我对中国朋友或同事有没有什么影响，我说不好，不过美国文化对中国肯定是有影响的。我生长在美国，在信仰上帝的氛围中长大。我们国家的文化是建立在上帝信仰原则和《圣经》基础之上的。因此，我们的节假日、传统、法律、政府和信仰都是以上帝信仰和《圣经》为基础的。没有上帝，就根本没有美国的发展，甚至根本没有美国。因此，信仰上帝是我们作为人和作为一个国家的所作所为的、最根本的基础。上帝领导和指引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所有领域，尤其是对生活的观念。然而，跟所有国家一样，并不是每个人都遵从和相信上帝。中国近些年有很多人也相信上帝，这跟美国文化的影响有关。

田崎伸一郎：我来中国才两个月，所以没有很多机会用日本文化影响中国朋友。现在我和中国朋友做语言伙伴，互相学习语言，同时，我也向他们讲解日本文化。

10．              你的中国朋友或者中国老师同学或中国同事是中国文化传统观念等的代表，举例说明，中国朋友（或老师同学或同事）及其所代表的中国的文化观念对你的影响。

索妮娅：我觉得，年轻的中国朋友不是很懂得中国文化，说起孔子、老子，他们就觉得无聊。在文化方面，他们只懂神话、‘华夏’之类的游戏……这是很可悲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懂书法、哲学、历史、成语、围棋等，而且他们很喜欢教我。所以，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对我的影响比保加利亚文化对中国朋友的影响大得多得多！

白正杰：每天，我跟中国朋友在一起吃饭或聊天的时候，很多人教我汉语和中国文化。在中国，很多事情和美国差别非常大，看起来很不合适，很奇怪。不过，如果你尝试着通过他们的眼睛去看待生活的话，这将让你以更伟大的方式去欣赏生活。我的中国朋友和同事工作努力，而且他们对于世界上很多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简单的小事情，抱着欣赏和感激的态度，这是生活中应该具备的非常优秀的品质。他们更看重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物质。如果世界上很多人都这样做的话，生活就会更简单、更和平。

田崎伸一郎：我认为中国人对待朋友的事都比较慎重，看重和朋友的关系，他们常常一起吃饭、聊天，一起做很多事情。我认为这样很好。另外，上个月我上了太极拳课和二胡课。我开始对中国的民族乐器有了兴趣，所以除了每天的汉语课以外，我还在一所学校学二胡。

无题

春风无意动柳稍，髦耋老人闲垂钓，六龄顽童捉鱼苗。

孤客有意寻烦恼，黯然神伤透绞绡，点点珠泪为谁抛？！

@@栏目 On the road 进行时

@@大标 即将消失的风景

@@文︱董淑慧

@@引文

发表于《携程自由行》2007年12期

《华阳国志》记载三国蜀汉置汉复县，属涪陵郡，其治所就是今酉阳县龚滩镇。龚滩镇，一座有着1700多年历史、有着绵延两公里的木结构吊脚楼群和长约三华里的青石板街以及众多古迹的小镇，将在2007年11月的某一天，随着位于乌江上游的重庆市彭水电站开闸蓄水永远从地球上消失。

@@正文

龚滩离去，安祥而宁静

龚滩，一位历经千年风雨的老人，端坐在山坡上，安祥而宁静。看惯了湍急东逝的乌江水，听惯了“背老二”们负重的喘息声；看过太多你争我夺的场面，听过太多悲欢离合的故事，还有什么想不开呢？他想像即将到来的那一幕：乌江水一点一点漫过脚、漫过小腿、漫过腰、漫过胸直到漫过头顶；甚至他还想像着，几千年后一群潜水员来水下寻觅他的身影，重演《泰坦尼克》电影开头的那一幕。既没有献身的“伟大与自豪”，也没有离去的“苦痛与悲凉”，有的只是自然而然的平静。

龚滩的平静对比着我内心的不平静。“无可奈何君归去，如水东逝不再来。”

龚滩即将被三峡工程的滚滚巨浪淘去，在我们依依不舍的目光和叹息与惋惜声中离我们而去，成为继“古栈道”、“石宝寨”、“摩崖石刻”、“秭归古镇”、“香溪”、“白帝城”之后又一个“英勇献身”的。

他们离去，为了我们或因为我们

贵州剑河县也在等待着那一刻，随之而去的将是那里原生态的阔叶林、溶洞、长滩，还有与自然环境、与生于斯长于斯的剑河人血乳交融的特色苗族文化。龚滩和剑河为了我们而永沉水底。为了我们行将离去又何止它们呢？南京历经几百年的老房子及刻有精美雕刻的门窗栏板砖雕石础、洛阳的隋唐洛阳城遗址、北京的天坛四合院、杭州的老房子，很大部分即将消失在城市改造的轰鸣的机器声中。

气候暖化、沙漠化和干旱即将吞没许多美丽的风景，肆无忌惮的炫耀着它的威力，而这一切都因为我们。胡杨林的减少使得青海湖水50年间下降8.8米，陆地向湖中延伸了10多公里；超采地下水使得数千年风沙未能掩埋的甘肃敦煌月牙泉水域面积50年中缩小过半，水深只剩尺余；连传说中王母娘娘宴请群神的瑶池――天池也将因干旱而消失。曾经保护一方平安、历经千年的西北古长城在肆虐的风沙中苦苦挣扎着，等待着最终被沙漠吞噬的结局。它们即将离去，因为自以为是地球主人的我们没有很好地爱它们。还有一些将逝的风景却是因为我们的“爱”。泸沽湖、稻城亚丁、喀那斯、甘南草原、阿坝高原、努江峡谷、古徽州等因游客过多、资源过度开发和过分商业化使得他们正在失去原汁原味。

放眼世界，同样的故事在上演

联合国今年5月评选出了全球濒危旅游景点：埃及的宫殿之城卢克索、美国的大沼泽国家公园和冰川国家公园、中国的西藏、秘鲁的昌昌城考古遗址、墨西哥的米却肯蝴蝶谷、澳洲的大堡礁、尼泊尔的加德满都谷地、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和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其主要原因是气候变暖和过度开发。

海明威一篇《乞力马扎罗的雪》将多少人带入神秘而令人向往的乞力马扎罗山，地壳运动在赤道附近造就了神奇的“雪峰奇观”。谁能相信，那存在了11700年的耀眼冰顶近些年来因天气变暖不断融化。天气变暖也正使得全球最长最美丽的澳大利亚大堡礁的珊瑚大批死去。

多少中国读者曾跟着朱自清坐在刚朵拉里在威尼斯水上摇荡，“在微微摇摆的红绿灯球底下”，倾听那“酽酽的歌喉”。然而，这个梦在不久的将来会在现实面前破灭：全球气候变暖导致上涨的海水将淹没这个城市。与威尼斯携手归去的还有太平洋南部岛国图瓦卢、基里巴斯、被称为“人间天堂”的印度洋岛国马尔代夫、印度尼西亚的诸多岛屿以及美国城市迈阿密、泰国首都曼谷等城市。水成就了它们，也将毁灭它们，正应了“成了萧何，败也萧何”的古话。

印度尼西亚所拥有的全球第二大的雨林近几十年急速减少，如今剩下不到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快速消失中。亚贲阿尔卑斯山脉的米开朗琪罗峰因过分开采大理石而即将消失。曾是世界第四大湖泊的咸海也将因沙漠化而从地球上消失；约旦河将在50年内干涸。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

美国旧金山将会因地震而消失；意大利那不勒斯将因火山爆发而消失。曾经创造“美丽”的神奇的自然力量也将毁灭“美丽”。

风景的消失，不是以今天为起点，当然也不会以今天为终点。柏拉图记载的那个居住着最聪明、最高贵种族的阿特兰蒂斯岛、蒙着神秘面纱的楼兰新娘和她的楼兰古国，印第安人曾经创造的无限繁荣的阿兹特克帝国以及古希腊神话中的米诺斯王国等，一直撩拨着人们对远古时代的眷恋和追忆。消失是一种遗憾，越是美丽的东西带给我们的遗憾越深。面对大自然，我们感到人类的力量如此微不足道；反观人类产生以来作为群体的巨大破坏力，我们感觉自己个人力量的渺小。

也许有些事情我们还是可以“有所为”的。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学会善待地球，并用我们的笔、快门和摄像头去记录它们，在它们完全消失前。就像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能在20世纪引领人们发现3500年前阿捷克斯国王的宫殿遗址一样，也许几千年、几万年后，我们的只言片语和镜头能够成为我们的后代子孙去解读今天、解读我们的一把“钥匙”。

@@链接知识

重庆龚滩（公元前3世纪至今，中国）：

龚滩，地处重庆酉阳西部，乌江和阿蓬江的交汇处，是乌江流域著名险滩之一。建于三国时代，明万历年间因巨岩堵塞乌江河道而成就了它400多年作为物流中心的繁荣。土家族木制吊脚楼是整个长江流域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完整的，还有四方井、木王客栈、西秦会馆、镇滩寺、川主庙、三教寺、禹王殿等独特人文景观，被画家吴冠中称为“中国保存最完好的山地古集镇”。

贵州剑河县（公元17世纪至今，中国）：

剑河县位于贵州省东南部，清水江中游。“苗乡圣水”温泉为中国三大名泉之一；森林覆盖率达63.2%，被誉为“绿色王国”。著名景观有百里原始阔叶林、盘溪白水洞瀑布群、平塘溶洞群、十里长滩、雷打塘等，还有被评为世界级景观的八朗古生物化石群。锡秀、红绣和丰富多彩的牯藏节、祭祖节、洗寨节、过卯节、姊妹节、招龙节等民族节日构成了最有特色的苗族文化。优美的自然风景与多彩的人文特色使其成为“人类疲惫心灵的最后家园”。

西北长城（公元2世纪至今，中国）：

贯穿河西走廊的汉长城建于汉武帝时期，遗址存于今甘肃省敦煌市和民勤县境内。汉长城以红柳、芦苇、罗布麻等植物的枝条为地基，上铺土和砂砾石，再夹芦苇，层层夯筑而成。玉门关汉长城是保留最完整的一段，地基宽3米，残高3米，顶宽1米。

新疆坎儿井（公元1世纪至今；中国）：

坎儿井即井穴，最早的坎儿井是汉武帝时期开凿的。人们利用山的坡度，引戈壁滩由积雪等形成的地下潜流灌溉农田，是新疆人民根据本地自然条件、水文地质特点创造出来的一种古老而又特殊的地下水利工程设施，被誉为“生命之泉”。主要分布在吐鲁番盆地、哈密和木垒地区。吐鲁番的坎儿井总数近千条，全长约5,000公里，总长度比万里长城还要长一倍，被称为“地下万里长城”，它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

甘肃月牙泉（中国）：

月牙泉地处戈壁滩，四周鸣沙山环抱，因其形酷似一弯新月而得名。古称沙井，又名药泉。南北长约100米，东西宽约25米。水质甘冽，澄清如镜。流沙与泉水之间仅数十米，常年风沙吹过，但清澈明亮，不浊不涸，形成了沙泉共生、泉沙共存的“天下奇观”，有“沙漠第一泉”之称。自汉朝起即为“敦煌八景”之一，名为“月泉晓澈”。

新疆天山天池（中国）：

天池坐落于北天山东段博格达峰下的半山腰，海拔1,980米。湖面呈半月形，长3,400米，最宽处约1,500米，面积4.9平方公里，最深处有105米。天池是一个由冰川形成的天然高山湖泊，有“天山明珠”的盛誉。景观有“南山望雪”、“西山观松”、“海峰晨曦”、“悬壶飞瀑”，还有传说中的“定海神针”――王母娘娘用碧玉簪变成的榆树。

青海湖（中国）：

青海湖位于青海省东北部的青海湖盆地，既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也是最大的淡水湖。面积约29,661平方公里，海拔3,196米，最深处达38米。湖的四周高山环抱，海拔都在3,000-5,000米之间，从山下到湖畔是广袤的千里草原，构成了一幅山、湖、草原相映成趣的壮美风光和绮丽景色。青海湖四季景色不同，最美的是夏秋季节。

云南泸沽湖（中国）：

泸沽湖位于云南省宁蒗县北部和四川省左侧的万山丛中，为川滇两省界湖。面积50多平方公里，海拔2,690米，最深处达93米，是中国最深的淡水湖之一。湖中有五个全岛、三个半岛和一个海堤连岛，形态各异，翠绿如玉。四周崇山峻岭，森林茂密，被当地摩梭人奉为“母亲湖”。摩梭人世代生活在泸沽湖畔，至今仍保留着由女性当家和女性成员传宗接代的母系大家庭以及“男不婚、女不嫁、结合自愿、离散自由”的母系氏族婚姻制度――走婚，是民间传说中的“女儿国”。

印度尼西亚群岛（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由17,000个岛组成，被称为“千岛之国”、“火山之国”，集中展示了美丽的自然景观和多彩的人文特色。天然景观包括数英哩长的沙滩线、别具一格的梯田景致、高达3,000公尺的活火山、河流、深谷、火山湖、洞窟和热带雨林等；人文景观包括寺庙、宫殿、民族风情浓郁的戏剧、音乐、舞蹈、庆典活动和宗教仪式等。

印度尼西亚的热带雨林（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的热带雨林面积约为1亿公顷，是世界上热带森林面积第三大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生物资源。仅苏门答腊250万公顷的热带雨林保护区内就有10,000种植物种类（其中17个为本地种类）、超过200种的哺乳动物和580种鸟类（其中21种是当地特有的）。哺乳动物中22种是亚洲特有的，15种是该地区特有的，包括苏门答腊猩猩。它很好地展示了生物的多样性。

马尔代夫（印度洋岛国）：

马尔代夫位于斯里兰卡南方650公里的海域，一条长长的礁岛群由北向南纵穿赤道。1,000多个岛屿是古代海底火山爆发而成。在200个有居民的岛中，73个是度假岛屿饭店。雪白晶莹的沙滩、婆娑的椰影、深浅不同的蓝以及五彩斑斓的热带鱼构成了马尔代夫的“动画”景观。

约旦河（亚洲西部）：

约旦河发源于黎巴嫩－叙利亚交界处的谢赫山，向南流经巴勒斯坦注入死海，全长360公里。《圣经》说耶稣基督在约旦河受洗，因而，约旦河被信徒奉为通往伊甸园的圣河，在历史上和宗教上是世界上最神圣的河。

威尼斯（公元五世纪至今，意大利）：

威尼斯位于亚得里亚海威尼斯湾西北岸，素有“亚得里亚海明珠”之称，既是旅游胜地，又是重要港口。公元452年兴建。建于离岸4公里的海边浅水滩上，平均水深1.5米；由118个小岛组成，并以180条水道、378座桥梁联成一体，以舟相通。古老的圣马可广场是城市活动中心，周围耸立着不少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物。

乞力马扎罗山（坦桑尼亚，非洲）

乞力马扎罗山位于坦桑尼亚东北部，1,000多万年前地壳发生断裂，大量火山熔岩堆覆而成。乞力马扎罗山的主峰海拔5,895米，是非洲最高的山峰，有“非洲屋脊”之称。乞力马扎罗山的植被，因高度及坡向不同而呈垂直变化：热带雨林带－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温带森林带－高山草地带－荒漠带－积雪冰层。约5,000米以上的山峰覆盖着永久冰川，最厚达80米，形成赤道附近的“雪峰奇观”。

埃及的卢克索（公元前2000年至今，非洲）：

卢克索位于埃及中南部的尼罗河畔，是世界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馆，有着“宫殿之城”的美誉。这里约有500座古墓，仅尼罗河西岸的“帝王谷”就有64座帝王陵墓。古建筑林立，卡纳克神庙是其中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

大堡礁（澳大利亚）

大堡礁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活体珊瑚礁群，纵贯澳洲东海岸，全长2,011公里，最宽处161公里。南端离海岸最远，为241公里，北端离海岸仅16公里。落潮时，部分的珊瑚礁露出水面形成珊瑚岛。

前几日整理旧物时，突然发现了一张照片：在一片绿茵茵的草地上，一个十八、九岁的漂亮姑娘，头向下倒立于草地中央。哟！你可别误会，我可没有身怀绝技的武林朋友，她是我在保加利亚任教时的一个学生——斯黛菲。她冰雪聪明，活泼开朗，爱憎分明，通情达理，我感觉人性的一切优点都在她身上集中体现出来了。

2005年我回国以前，她特意送给我这张照片，说：“老师，希望你以后不要只记得我学习好，还能记起一些别的。”看着这张照片，我不由得想起——

语言天才：3,000多字的作文吓着我了

斯黛菲2002年秋进入索非亚大学汉语专业学习。我给他们上口语课，一周只有一次，所以对学生印象不太深。斯黛菲给我的印象就是学习比较认真，成绩不错。

第二学期一开始，我给他们留了一个口头作业，题目是“吃中餐”。第二次上课时，斯黛菲交给我几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说：“老师，这是您上次留的作业。”我粗粗扫了一眼，字迹工整，字数肯定不少于3,000字。凭多年的对外汉语教学经验，我不相信一个学汉语只有半年的“老外”能写出这么长的作文，大睁着双眼问道：“这是你自己写的吗？”我现在回想起当时自己吃惊的表情，都觉得有点可笑。

她有点迷惑：“是呀。”

“真是你自己写的？没有中国朋友帮助你？”

“没有。我自己写的。”她看起来有点不高兴了。

这篇3,000多字的作文，让我从此对斯黛菲刮目相看起来。第二天，我跟她聊了很长时间，她告诉我，除了汉语，她还会英语、西班牙语、俄语、德语、意大利语，英语获得了剑桥英语专业高级 B等证书（Cambridge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of English (CPE) Grade B），还在保加利亚全国英语比赛中获得高级赛第一名的好成绩。〔图片:斯黛菲和中国留保学者杨晓宁〕

后来，斯黛菲做出了更多让我“刮目相看”的成绩：2003年9月，参加中国汉语水平考试(基础等级)，获得了满分300分的好成绩，并获得中国政府为汉语水平考试成绩优异者提供的奖学金，在北京语言大学进修一年汉语；2004年通过了高等汉语水平考试，获得九级证书；2004年5月，参加第三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保加利亚赛区）（这是首次在保加利亚举行的“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获得第一名，并赴北京参加决赛；2005年被评为索非亚大学优秀学生，获得“索非亚大学Alma Mater奖”；2006年获得保加利亚教育部提供的奖学金，在上海经贸大学攻读经济学专业硕士。她决定选择经济专业时，我很不理解：“你的语言能力十分超群，为什么学经济呢？”她解释说：“我不想成为研究语言的学者或教授。我更喜欢实用性的工作。所以，语言再好也只是一种工具，我应该有自己的专业和专长，所以决定学习经济学。”

对语言和文学的兴趣来自奶奶

斯黛菲的确是个少见的语言天才，会说包括汉语在内的六种外语，再加上母语保加利亚语，一共是七门语言。这的确是让我无法想像、无法理解的事情，却真真实实地摆在我面前。

仔细地阅读了她的作文后，我更为吃惊地发现，她的文章条理清楚，表述严密，详略得当。这样的文章，即使是出于中国大学生之手，都绝对算得上一篇文学功底不错的好文章。当然，文章中有一些汉语语法和用词上的错误。后来，她的很多作文立意新颖，见解独特，结构严谨，用词准确，常常令我惊奇不已。

对我的夸奖，斯黛菲却表现得非常谦虚，说：“我的不少朋友都会英语、俄语等两、三种外语呢。我会的外语，有的水平也不高，像意大利语。”

她告诉我，小的时候，作中学语文教师的奶奶经常给她讲故事，给她读文学原著。她对语言文学的兴趣就是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长大一些后，她喜欢读书，读保文小说，读英文名著原著，文学功底和驾驭语言的能力就是这样慢慢地培养出来的。文学是相通的，她良好的文学功底不仅表现在运用保文和英文的表达能力上，也表现在汉语作文中。对于自己语言能力，她说，那只是因为自己性格活泼、不喜欢安分守己而已，对新的语言，总是充满了好奇心。所以，学一门新的语言，对她来说，更多是因为“好玩”。

为了学习和练习中文什么都做过

2004年在北京进修的这一年，是斯黛菲汉语进步最快的一年。她十分珍惜在中国留学的机会。课余时间，她尽量和不同层次的中国人交流，交知心朋友；利用假期去中国各地旅游；看书，看新闻。通过这些方式，她获得了课堂上不能得到的、重要的知识和经验。为了学习和练习中文，她还尝试过很多工作。

她做过编辑、口译、笔译、家教、幼儿园教师，还拍过电视剧。工作有时用英文，更多的时候是用汉语。对于一个只学了一年多汉语的老外来讲，困难是不可避免的，但她说：“我是个乐于接受挑战的人。只要有机会，我总是兴致勃勃地大胆地承担下来，然后百分之百地投入时间和精力把它做好”。她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做“保语专家”，任务是看别人翻译的保文的新闻报道稿件，对照汉语原文改正错误。新闻报道的语言难度高，理解起来不容易，要求很高，挑战性很强。三个月下来，她熟悉了不少中文句式与结构，了解了不少正式说法、常用词汇和翻译技巧，汉语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图片:斯黛菲在北京留学〕

还有两次，她为来中国谈生意的保加利亚同胞做口译。一次是陪同参加“第五届北京印刷技术展览会”。五天之内，他们走遍了无数的展台，谈了各种生意，甚至还去了河北省农村的一家工厂，现场参观学习胶水的制作技术。斯黛菲说：“那五天，我说的汉语肯定比在课堂上一年说的汉语都要多，还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中国人，虽然很累，但是的确一个很好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另外一次，斯黛菲帮一家中国公司的保方代理人与公司的领导谈保加利亚分公司发展趋势和潜力的问题。他们谈了整整四天，最后公司的合同、协议、会议纪要之类的正式文件也交她翻译。她说，这次经历让我自信倍增，发现了一个道理：“一座看上去很高的山，真爬起来，你会发现实际上并不高”。

活力十足：运动场上身姿矫健

斯黛菲学习好，可不是个书呆子。给我的感觉是，她用于玩和做其他事情的时间大概比学习的时间多得多。

她的爱好很广泛。她告诉我，中学时喜欢跟朋友一起去爬山。她所谓的“爬山”跟我们一般所理解的“爬山”可不一样。她和一群朋友在山里一走就是十几天，白天爬山，晚上露宿，不知道什么叫“累”，也不知道什么叫“怕”。从山里回来的时候，因为走路太多，鞋子都坏了，只好给妈妈打电话去接她回家。

进入索非亚大学以后，她成了学校排球队的队员。我没有看过她参加正式比赛，但确信她的技术应该不错。有一次，她来我的家做客，我还请了几个中国朋友。我的宿舍楼下就是索非亚大学的操场，晚饭以前，我们在操场举行了一场非正式的小型比赛。我们都是业余水平的，斯黛菲的排球技术显得格外超群。比赛结束了，我的中国朋友羡慕地说：“你的学生看来不只学习好，样样都棒。你有这样的学生，值得骄傲！”〔图片:参加保加利亚首届汉语桥比赛〕

温暖如火：度过白雪覆盖的圣诞节

聪明只是斯黛菲的一面，更让我难忘的是她的热情真诚。每到冬天，尤其是雪花飘舞的日子，我常常想起她那个温馨的家和那个温馨的圣诞节。

保加利亚是东正教国家，圣诞节是保加利亚人最重要的节日，相当于中国人的春节。索非亚大学放了十多天的假。斯黛菲邀请我去她家过节，我欣然接受了。去外国人家里过节，而且一住就是十几天，这在别的中国人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觉得没什么，因为我体会过保加利亚人的热情和淳朴，那种只有在偏远落后的中国农村才能体会到的热情和淳朴。

她的家在大特尔诺沃市，是保加利亚中部一个美丽的山城，也是保加利亚古代的首都。这是个普通的家庭。爸爸性格内向，原是国营工厂的技术人员，后来工厂半死不活，开不出工资来，就自己开了个技术服务小公司；妈妈是一家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性格开朗，比较健谈。父母都是80年代索非亚大学的高才生。那个时候，保加利亚已经相当开放，妈妈是在读大学期间怀孕并生下斯黛菲的。我经常跟她开玩笑说：“你这么聪明，因为你在妈妈肚子里就把大学的课程听完了。”

我到大特的第二天就开始下雪。保加利亚冬天雪很多，尤其是圣诞节前后，一般都要下雪。保加利亚人常说，没有雪的圣诞节不是真正的圣诞节。外面的雪齐膝深，我们兴致来了，跑到雪地里疯跑，拍照，踏雪爬上大特尔诺沃市的最高坡，俯视白雪覆盖的整个城市。白雪把山城打扮得更加妖娆，高高低低的白色世界，点缀着深红色的院门或是绿色的松柏枝条，颇似一幅简笔画。在山顶，我们大喊大叫，释放积蓄在内心的压力；回到山脚，静静看孩子堆雪人、滑雪。因为是山城，到处是上上下下的小坡。孩子们随便撕开一个塑料口袋，垫在屁股底下，就可以在自家门前滑雪，简单而特别。斯黛菲说：“小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玩的。”回到家里，她的妈妈已经做好了热饭菜等着我们呢。

斯黛菲的妈妈很细心，生活上对我照顾得非常周到。她常常对斯黛菲说：“看英文台吧，董可以看。”“董的茶没有了，去倒茶。”除此之外，她还替我考虑更长远的事情。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她很理解一个人在国外的苦，觉得应该想办法让我的丈夫和孩子来保加利亚，于是就“自作主张”地替我申请欧盟的科研项目，30多页的英文申请材料都是她一个人做出来的。尽管后来没有申请成功，但那份情意令我终生难忘。〔图片:大特尔诺沃市〕

喝咖啡的时候，斯黛菲的妈妈对我说，在保加利亚，有人根据剩在杯子里的咖啡渣的形状，推测和预知喝咖啡的人的未来，类似于中国人看手相和面相算命一样。我很感兴趣，就请她为我“算了一回命”。趁妈妈出去的时候，斯黛菲悄悄地告诉我：“你别相信，妈妈是个聪明人，所以只要是别人能做的事情，她就想，为什么我不能作做呢？！‘算命’她真的不在行，只是觉得她也可以做而已。”我不禁笑了，多么善良、热情、可爱的母女呀！〔图片:大特尔诺沃古堡雪景〕

整整10天的时间，斯黛菲只出去了半天。那天是她朋友的生日，她匆匆送了礼物就回来了。因为我在此做客，斯黛菲放弃了和朋友聚会的机会。这让我实在觉得有些歉意，决定提前离开。都说现代年轻人比较自我，但这个保加利亚年轻人却是这样懂事，细心，而且很会替别人着想，这样优秀的品质实在难得。

我离开了，斯黛菲把我送到汽车站。车开了，离开的时候，我无限留恋地望着窗外：大特尔诺沃，我会永远记得你，因为这里山美、雪美、人更美！

我圆了汉语梦

初次见到丹妮，就感觉这个女孩子身上有一股永不服输的倔强。

我是在保加利亚索非亚大学工作期间认识丹妮的。2003年夏天，在中国大使馆和索非亚大学的大力支持下，我和保加利亚同事们共同努力，在索非亚大学建立起了保加利亚第一个中国汉语水平考试中心，并定于9月举行汉语水平考试。汉语水平考试考前辅导班8月正式开班，学员大部分是索非亚大学汉语专业的学生，也有几个学生从马其顿专程赶来的。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个30多岁的少妇，不仅因为她的年龄比别人大，更主要的是她的汉语水平很高，尤其是口语很地道，也很流利，却带有点儿中国南方的口音。

两周的辅导班结束了，我和丹妮成了朋友。她跟我说起她与汉语和中国人的不解之缘：

“我的家乡是在保加利亚的一个小城市。我上初中的时候，保加利亚各地播放了日本连续剧《幕府将军》，影片里日本人特别残酷，他们把欧州人活活放在开水里蒸等残酷行为真的令人发指；日本人的仪式，动作缓慢，磨磨蹭蹭的。所以很多保加利亚人讨厌日本人，以为亚洲人都这样。后来在朋友的建议下，我去看了一部李小龙的武术片，我惊喜地发现：东方武术竟然是那么精彩，那么有魅力！亚洲人不都是磨磨蹭蹭的！我还听到了中国话。呀！中国话可真好听！那么优美！我听汉语的时候感觉很舒畅，很轻松，我深深地被感动了！接着我又看了很多武术片，比如《少林寺》什么的。只要有中国的影片，我就去看，虽然我听不懂汉语！我经常做白日梦：长大以后一定学会汉语。”

“高中快毕业的时候，我想去首都读索非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中心的汉语专业，可父母强烈地反对。我不顾他们的反对，自己偷偷地跑到索非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中心。汉语专业的老师告诉我：我不能报考，因为我中学学的外语不是英语，而是法语。我决定放弃法语，改学从来没有学过的英语！那是我高中最后一年的第一个学期，还有一年的时间就考大学了，我的想法让父母、老师和朋友都感到非常诧异。我找来英语资料、课本，还参加了英语高中的业余英文课程。这样我坚持学习了一年，英语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一年的时间实在太短了，最后我没有考上索非亚大学汉语专业，只好在国家经济大学分校读了经济学本科。”

“大学毕业后，我觉得生活平淡无味，决定去首都索非亚打工。因为经济的问题，我同时干两份工作：商店管理员和一家中国餐厅的服务员。在中国餐厅里，我每天接触中国人，有机会听汉语，所以从上班第一天起，我决定学习汉语，圆自己青春时代的梦想。两个月后，我放弃了商店管理员的工作，除了完成餐厅的工作外，全心全意地开始自学汉语。我向中国人借来一些书，下班回家后抄写里面的汉字；我还找到了一个黑书市，在那里很偶然高价买到了一些汉语词典和课本。那个餐厅的中国人在保加利亚多年，他们不跟我说汉语，只说保语，我还是没有办法学。于是，我辞去了工作，换了另一家大的中餐厅。那儿有很多刚入境的中国人，不会保语，我有机会跟他们学中文、说中文。一年时间过去了，我把在餐厅用得着的书面汉语和口头汉语全都学会了，而且能用汉语进行日常交流。”

“后来我又换了另一家中餐厅，在那里我认识了我的丈夫。有人说我学会了汉语，是因为我有中国的丈夫，但事实不是这样。我是因为太喜欢中国，才会学习汉语，才嫁给了中国人。我的丈夫是浙江青田人，在那家中餐馆当厨师。我们保加利亚人大都信仰东正教，我的丈夫不信教，不过通过他，我认识了一些住在索非亚的华人基督教徒。2001年我们的孩子出生后，我经常抱着孩子去华人基督教会听道，从而认识了一些中国朋友，他们大都来自中国南方，所以我的汉语也有了南方味。华人基督教会的资料丰富，有各种基督教的书籍、杂志、磁带和光盘，都是汉语的，所以，小孩睡觉的时候我就可以学习汉语；我还可以把这些资料带回家学习。在华人基督教会里，我不仅寻找到了心灵的安慰，也打下了很好的汉语基础。”

在我看来，丹妮讲述的故事有点“天方夜谈”，我持半信半疑的态度。后来从一些在保华人那儿，我了解到丹妮说的都是实情。她对中国和汉语的热爱到达了近乎痴迷的状态；她嫁给了一个中国厨师，丈夫没有什么文化，很多华人对他们的婚姻并不看好。

我和丹妮成了朋友，才更进一步地了解了她。她不仅聪明漂亮，而且非常善良，乐于助人。在华人基督教会中，哪个“兄弟姐妹”有了困难，就找丹妮。虽然她不能直接解决什么问题，但可以帮助他们找相关政府部门，免费为他们担任翻译，成为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不少华人的“主心骨”，尤其是那些从中国农村移居到保加利亚的、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华人。丹妮也给我帮了不少忙，帮我翻译点资料什么的。后来我回到了中国，跟丹妮还一直保持联系。

在索非亚大学举办的首次汉语水平考试中，丹妮获得了中等六级证书。2004年初，丹妮凭借这个汉语水平证书找到了工作，先后在中国人开的律师事务所和贸易公司工作。2007年8月，丹妮从保加利亚教科部获得奖学金，到北京华文学院短期进修汉语。她如饥似渴地学习汉语，恨不得把夜晚当成白天来用，用自己充电。10月，丹妮在北京参加了中国汉语水平高级考试，并获得了高级证书。能拿到中国汉语水平考试高级证书的保加利亚人为数真的很少。为了自己，也为了所有汉语专业的保加利亚人，丹妮回到索非亚以后就直接去了保加利亚教科部。保加利亚教科部对汉语水平考试不太了解，丹妮向他们介绍汉语水平考试，介绍汉语水平考试证书，最后教科部批准：持有中国汉语水平考试高级证书者，凭证可以从事翻译工作。丹妮离开了公司，登记注册为中文翻译，成了一名自由职业者，从事自己喜爱的中文翻译工作。后来我在北京再次见到丹妮。她告诉我，“学习汉语就是我生活的全部。如果有一天我不说汉语了，就不是真正的我了。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才是最难得的和最快乐的。我相信，如果一个人认真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它一定会实现。我的父母也不再反对我，转而支持我，为我感到自豪。”

与丹妮学业和工作上的突出成绩相比，丹妮的生活不是很顺利。先是丈夫经常不回家，后来经常打骂丹妮，不管孩子；无可奈何之下，丹妮和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小孩归她抚养。为了抚慰心灵的伤痛，丹妮把孩子暂时交给自己的父母照顾，她再次回到了北京，找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养活自己和孩子，主要还是从事翻译。不久丈夫找了新的女朋友，于是，孩子的抚养费就给得很不痛快，想起来就给一点，想不起来就不给。丹妮为此非常苦恼。她当然可以通过法院索要抚养费，但是漫长的诉讼过程让她望而却步。她要挣钱养孩子，她耗不起时间。

“我不知道对汉语的热爱给我带来的是福还是祸？有时候想，为了学习汉语，我付出了非常高的代价。跟前夫的不幸婚姻并没有影响我对中国和汉语的热爱。我从来没有后悔选择了汉语这条路，因为汉语给了我很多快乐。在研究中国文化的时候，在阅读有关中国的书的时候，我的心是那么平静，那么充满敬意；只有在听、说和写汉语的时候，我才觉得心里舒畅、踏实；汉语的美丽是无穷的，有着学不完的内容，让我一辈子都会保持浓厚的兴趣，在我的生活中，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取代汉语。另外，经过多年的努力，虽然辛苦，但我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实现了童年的梦想！前几天，跟丹妮的通话中，我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她现在有了一个男朋友，是中国人，人很好，对丹妮也很好。沉浸在爱情中的丹妮，看起来很幸福。保加利亚有个习俗，当一个人有了即将实现的美好的事情，又担心会失去它时，就敲敲身边的桌子、柜子等木器，为的是不让鬼知道了来破坏这件好事。在这里，我把丹妮的好消息写出来的时候，也敲了敲桌子，希望美丽善良的丹妮今后生活平安、幸福！

1.         相约原始人

（发表于《旅游时代》2004年第7期，P16-19，原名“马菇拉山洞：探寻原始人的男欢女爱”）

相约原始人

索非亚西北方向180公里处有一座小山，叫拉比莎山，山北麓是保加利亚最大的内陆湖——拉比莎湖。这一带山水秀丽，绿树成荫。就在这青山绿水之间，隐藏着原始人居住过的、享有“王冠上的珍珠”美誉的马菇拉山洞。在朋友的介绍下，我一路乘火车、汽车、出租车，意欲一亲原始人的芳泽，亲身感受原始人的生活。

洞口的“顺拐原始人”

说马菇拉山洞是隐藏着的，一点也不为过。如果没有当地人引导，恐怕游人是很难找到这个山洞的。这一带开发较晚，交通不是太发达；而且山洞入口不易发现，仅有2.8米高，6米宽，且低于地面十来米。据说这个山洞是一个牧羊人无意中发现的。

山洞外面有一座红顶白墙的小房子，是管理处，也是售票处。平时来此参观的人不多，尤其是初春季节，管理员似乎也不需要那么认真负责。虽然按照规定，这个山洞每天开放，但他们常常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在门上就“溜之大吉”了。所以，我们到的时候吃了“闭门羹”。出租司机帮我们打通了管理员的电话，他答应半个小时就到。

半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让我们好好欣赏一下山洞周围的美景。初春季节，阳光懒懒散散地洒下来，还不太强烈；天湛蓝湛蓝的，飘着几丝白云，山上有不少树，树枝依旧干枯，但地上的草已经吐出淡淡的新绿。整座山犹如一位还没有被春天唤醒的、半裸而卧、睡态可掬、风姿绰约的少妇。〔图片：在入口与原始人亲密接触〕

山洞入门装着铁栅栏，上面画了一个直立原始人：他正在行走，左手持一木棒，表示他们会使用工具，这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他体格健壮，肌肉发达，脸向前伸，下颌和嘴大大高于额头和眼睛，甚至比鼻子也高出一点。根据简单的历史常识，我知道这也是原始人有别于现代人的特征。我还注意到他“走路顺拐”，右手和右脚都在前。我不禁失笑。心想，这个画家肯定是个颇具幽默感的家伙，故意跟我们的祖先开个小小的玩笑！我也站在原始人身边，一手拉着他前伸的右手，拍了张照片，也算是我跟一万年以前的原始人“最亲密”地接触了一下。

各有特色的洞厅

管理员终于来了，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大男孩儿。他也是导游，带我们走进了这个神秘的山洞。他告诉我们，山洞形成于1,500万年以前，是托尔顿河流过石灰石溶岩形成的。马菇拉山洞中的人类生命活动的遗迹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12,000年前，欧洲巴尔干地区生活着极少的原始人类，他们生活在新鲜水源附近，以狩猎和采集为生，是一个个的、小小的、封闭的部落。考古学家在马菇拉山洞发现了原始人类留下的记号：壁雕和洞穴画，还有陶瓷碎片和被丢弃的燧石工具以及一些动物骨骼。最有意思的是，被考古学家们发掘的文化层是明显差别的几个层面——壁炉、灶和石器、骨器、铁器和陶器的遗迹，表明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都曾经有人类生活于此。所以，马菇拉山洞被认为是“从石器时代至铁器时代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的神殿”。〔图片：马菇拉山洞全图〕

山洞包括一个游廊（东南—西北走向）和三个支廊，廊内有10个大小不一的厅，所有的厅和支廊都分布于水流横穿而过的拉比莎山北侧，即靠近拉比莎湖的一侧。马菇拉山洞是保加利亚最大的洞穴之一，迄今为止，已发现部分总长度有2,500米，还有部分尚未开发。 山洞里有完善的照明和安全保证设施。

我们走进第一个大厅——凯旋厅。这是洞中最大的厅堂，长128米，宽58米，高28米；面积5,720平方米，可以容纳几百人居住的。角上有一个人造湖，导游告诉我们，以前是一个天然湖，从石缝间渗流而出的水使之常年不干，即使在干旱的年份也是如此。

第二个厅叫“罗马姑娘厅”，因1927年在此挖掘出一具罗马时期的女性无头骷髅而得名。从骷髅身边的灰迹，人们推断这个女孩可能是被当作祭祀品的。据考证，罗马时期曾经有一些奴隶在此居住过。这个罗马姑娘怎么死的？为什么葬身于此？当时发生了什么样的惊心动魄的故事？这一切都成了无法破解的千古之谜。和“丝绸之路”上的、神秘的楼兰新娘一样，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历史悠悠，如水东逝，唯有马菇拉洞内沉默的石头见证过一切。

进入第三个厅，周围变成了明晃晃的乳白色的世界。数不清的千奇百怪、异彩纷呈的石钟乳、石笋、石柱、 穴珠魔术般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洞顶一层层白色的钟乳，地上一座座白色的石笋，它们闪着暗淡的白光，标直挺拔，晶莹透亮。石笋美丽的外形令我惊叹不已：有的形如巨猫；有的颇似雄狮；还有一座如“倒立的松树”。因而这个厅被称为“倒松树厅”。“倒松树”是保加利亚所有山洞中目前探测到的最大的石笋，长达11米，底部直径达6米。

洞中的录音棚

导游又到我们去了“音乐会厅”，该厅以声响效果好而得名。石壁上一道直上直下的石盾，是顶部渗流而出的水沿裂缝以一定角度渗出沉淀而成的，20多米高，20多厘米宽，厚度达5、6厘米，颇似镶嵌在石壁上的一把用美玉做成的锋利的宝刀。导游告诉我们这个石盾中间是空的，声音很好听。我以手轻击之，“崆——”、“崆——”之声在整个大厅盘旋回荡，是真正的天籁之音。

厅内还有一处较为平整的地方，有十几平方米大小。导游说，许多音乐人喜欢到这个厅演出或录制音带，这平地便是他们工作场地了。平地旁边的高台上放着几个硕大的石头，导游走过去，两只手轻轻一拿，石头轻而易举地被他举过了头顶。我们非常诧异：中国的功夫片虽然在国外很受欢迎，但这样的硬气功可是不看看电影就能看来的呀。这个看上去瘦骨嶙峋的导游，不会是什么“世外高人”吧？！正惊异间，小伙子终于忍不住笑了。他解释说，这些石头不是真的，是用泡沫板做的，拍电影时用的。保加利亚电视台等许多有名的电影、电视公司都经常来此拍摄。

洞内有很多蝙蝠，据说是世界上最小的一种蝙蝠。它们以洞中昆虫为食，正在冬眠，挂在石壁上，一动不动。但夏季一到，它们就成了这个原始人山洞的主人，整个洞成了它们的天下。导游把手放在离蝙蝠只有几厘米的地方，边摇边说：“没有问题，它们一点也不可怕。”吓得我直向后躲，连声说“别，别。”导游被我的样子逗得大笑起来。保加利亚人爱开玩笑，看我害怕，导游后来几次故意让我看蝙蝠，害得我大叫不止，最后不得不采取“自卫措施”，对他“敬而远之”一点。他真是一个很可爱的大男孩！

再往前走进一个厅，中间高台上有一个两米多高的大石椅，石椅看样子不像是天然形成的，一边高，一边低，中间的空位仅容一人。导游介绍说，这个厅叫王位厅，这个椅子就是原始部落首领的“宝座”。〔图片：王位宝座〕

镇洞之宝：舞蹈与性交的原始绘画

最后管理员才带我们去看“镇洞之宝”——原始人壁雕和绘画。这些画是用蝙蝠粪便绘制在岩石上的。绘画颇有立体感，导游指导我们从侧面来观察，看到这些绘画明显地高过石壁有半厘米左右。

首先看到一副舞蹈图：舞者有的双手上扬，有的手拉手，还有的手中持物，有的脚向上稍微抬起，扭动的身体摆出非常优美的姿势。图中描绘的这一集体舞与现在我们经常看到的保加利亚传统的霍罗舞（又称“圆圈舞”）颇有相似之处。每一个来过保加利亚的中国人都跳过这种舞，享受过其中的快乐。

接下去的一副描绘的是一个人双手上扬，身体扭动，正沉浸在舞蹈的快乐中；右侧是一人坐着，双手前伸，像是为舞者击节助兴；左侧为一只鹿，脖子伸得长长的，似乎被优美的舞姿吸引住了。好一副天人合一的原始图景！

一幅母子图吸引了我：孩子坐在妈妈身上，亲昵嬉戏。浓浓的亲情穿透长达万年的时光隧道，深深地感染了我。人们常说母爱是没有国界的，此刻我觉得母爱是没有时间和空间隔绝的，可以穿越千万年的历史，可以跨越千万里的距离。

导游指着一幅样子奇特的图画让我们看：一人双手上扬，穿着宽大衣服，身材高大粗壮，下身穿裙子，看上去是女性；旁边一人身材瘦小，赤身裸体，腰间一物直直地挺立而出，显然是男性生殖器；而且长度甚至比伸出的胳膊还要长一些，艺术夸张的成分显而易见。这是一幅男欢女爱的性交图。除此之外，壁画中还有一些描绘女性孕育生命、繁殖后代的图景，反映了原始人类对性和生殖的崇拜。女人比男人大，则是当时母系氏族社会中女性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地位的一种象征。〔图片：镇洞之宝――原始人壁画〕

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石壁上还有石器时代晚期或青铜时代的太阳历。原始人类用一些直线、曲线或类似棋盘的方格传达了他们丰富的天文知识：一年365天，还有闰年（366天）；春秋昼夜平分；冬夏太阳所在的具体位置。他们的日历是准确的，与现在我们所用的日历相差不大。这些壁画丰富的内容，为人们探索原始人类丰富的物质和精神世界提供了重要线索。

我完全被这些图画吸引了：一幅幅生动的图画，跨越了长达万年的时光隧道，向我走近，向我描绘，向我倾诉，与我共舞，让我忘了时间和空间，忘了身边的朋友和导游，甚至忘了我自己。

从洞里出来，便是美丽的拉比莎湖了。导游还告诉我们，拉比莎山周围的气候和地貌条件与法国香槟地区极为接近，尤其是洞内稳定的温度（12摄氏度）和湿度为香槟产品（如葡萄酒）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山洞的一个支廊内建有葡萄酒酒窖，应用古老的技术生产天然的、泡沫沸腾的葡萄酒——马菇拉酒。可惜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没有亲见。外面明媚的阳光让我有一种晃如隔世之感。我们都说“天上一日，地上千年”，而我却经历了“人间一日，洞中万年”。原始人，我们的祖先，你的吸引力是如此之大，我是被你吸引着，从索非亚走来，从遥远的中国走来。我们的约会是如此短暂，就这么匆匆结束了。真的舍不得。别了，可爱的原始人，别了，亲爱的朋友。愿我们“后会有期”！〔图片：和导游走出山洞，有晃如隔世之感〕

索非亚的“狗”

关于索非亚“狗”的记忆，说起来有点不太愉快：先是听说在索非亚大学留学的一位姑娘晚上出门被狗咬伤后送医院折腾了大半夜，而后是我自己差点遭遇同样的命运，幸运的是，因为我穿的衣服厚，没有被咬破，算是逃过了一劫。

人狗共处的世界

索非亚的野狗出奇得多。小区内，街道旁，到处都有它们的身影。我问过朋友一个比较傻的问题：“那么多野狗都哪来的呀？”“母狗生的呗！”朋友回答，嘴角掠过一丝嘲笑。是呀，这么多的野狗，而狗的繁殖能力又极强，在政府和当地人的庇护下，用不了多久，它们就可以拥有一个庞大家族了。

野狗常常成群结队，白天没什么，晚上会对人造成威胁。夜晚，它们巡街游巷，颇有“巡警”的派头；它们势力强大，令独自行走的人不免有点胆怯。一般情况下，只要行人不进犯它们，它们还是比较“绅士”的；但也有“不绅士”的时候，十几条狗围攻一个人，狂吠乱咬，那阵势的确吓人。朋友提醒我，如果万一遇到这样的情况，最好靠墙站好，赶紧打电话求援。〔图片：比较“绅士”的狗〕

虽然野狗伤人事件时常发生，但保加利亚政府对它们极为宽容。在我旅居索非亚的三年中，只有一次，政府痛下决心，组织人力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狗运动”，但收效甚微，街上的狗从来没见少过。因为保加利亚人习惯了宽容地与它们相处于同一片蓝天下。

如果说保加利亚人对野狗的态度是“宽容”，对“家狗”的态度简直可以说是“溺爱”了。索非亚的家狗有个头小的宠物狗，跟中国大部分城市一样，像“京叭儿”什么的，在索非亚也有；更多的是形体硕大的狗，威风凛凛的那种，像德国牧羊犬什么的。他们是把狗作为自己的孩子来养的，幽默的保加利亚人常常指着自己的狗，对我说：“这是我的孙子。”或者说：“我们家有三口人：我、我爱人和我们的这条狗。”索非亚是大城市，普通人家的住房也不是很宽裕的，但热爱狗、喜欢以狗为伴的人们还是愿意把狭小的生活空间匀一部分给狗。楼房里自然不能建单独的狗舍，他们在厨房角落里放上一个扁平大筐，放上草和一点棉布，算是给“狗儿子”安了家。索非亚就是一个人狗共处的世界。

狗也有“狗权”

人有“人权”，狗自然也有“狗权”。

狗有生存权。狗在家庭里的地位是很高的，有专门的居室，有专门的餐具，食物也大都是从宠物商店买来的。野狗也不会挨饿的。它们虽然没有固定的家，却能得到很多人的爱。一次，一个保加利亚朋友把席间吃剩的鸡骨头用袋子装起来，放进包里。看到我不解的目光，他解释说：“带回去给楼前的那条狗吃。”

狗享有外出活动的权利。它们每天有专门外出活动的时间。傍晚时分，如果你在公园和小区内散步，对面可能是一位20来岁的曼妙女郎牵着硕大的杂交德国牧羊犬或威风凛凛的猎犬向你走来，或者一位佝偻的老人牵着一条可爱的哈巴狗悠闲地走来，这样的场景会让你不由自主地“心动”。

狗也有休息权。大概是因为“狗多势力大”的缘故吧，索非亚的狗一点都不怕人。在阳光和煦的午后，它肆意地趴在小街边的树阴下，听到行人的脚步声，最多懒散地睁开半只眼瞄一眼，然后依然我行我素地继续它的美梦。行人一般都知趣地绕开来，尊重狗们的休息权。

除此之外，狗还享受医疗服务。不仅家里的狗生病送到“宠物医院”，野狗也照样。有一次，我和一个保加利亚朋友一起去上课，看见一条狗病卧路旁，当时已经是黄昏时分，朋友说，如果不把狗送医院，晚上它就会被冻死的。为了救这条狗，这个朋友旷了一次课。

中国人为什么会吃狗肉

有几次，对中国稍有了解的保加利亚人知道我是中国人时，便好奇而又半信半疑地问：“听说中国人吃狗肉，是真的吗？”当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他们的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直爽的人还会感叹：“中国人太残忍了！”每当此时，我自然要为中国人辩护几句，比如狗肉对身体的种种好处等等，但内心深处，却由衷地敬佩保加利亚人对动物的爱心，同时也不由生出几分自责与愧疚。遭遇这样的尴尬场面次数多了，我也找到了一种玩笑性质的自我保护方式。“中国人吃狗，你们保加利亚人也吃呀！你们不是天天吃Hot Dog（热狗）吗？”

同事告诉我，不吃狗肉是东正教的规定。东正教是保加利亚影响最大的宗教。如果说教徒是服从于宗教的约束，而大部分非宗教徒不食狗肉却是出于爱心。在他们内心深处，狗是与人一样的生命意义上的主体，吃狗无异于吃自己的兄弟姐妹，此心何忍？！

保加利亚人与狗有着天然的亲和力。我的学生Alisa(中文名“爱丽丝”)到中国大使馆参加一年一度的“汉学家招待会”时，不到两分钟就与使馆那只硕大而凶悍的“三狼”（狗的名字）熟识得如同多年的老友了。她告诉我，她的家（鲁塞）也有一只体形硕大的狗，养了十几年了，从她记事起，那只狗就是她最好的玩伴。来索非亚上大学以后，她很想念那只狗。爱丽丝和“三狼”的那股亲热劲让所有在场的人在雪花纷飞的寒夜倍感温暖！

〔图片：爱丽丝和“三狼” 〕

1.      推开索非亚之窗

（发表于《旅行家》2007年第5期

初识以猫头鹰为标志的城市

2002年3月8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我走进索非亚。30多小时的旅途劳顿加5个小时的Jetleg（时差），加初次出国的恐慌，加对索非亚一无所知，心情灰极了。而索非亚给我的第一印象又是如此之差：早春时节，草木枯黄，万物萧瑟，行驶在从机场到公寓的路上，感觉自己被“发配”到了荒芜的乡村，失落之极。

三天后是星期一，同事费萨林带着我去办居留手续。在市中心，雄伟的建筑、金碧辉煌的教堂和熙熙攘攘的汽车人流才让我感受到了一些城市气息。费萨林让我看高高矗立着的、索非亚女神的青铜塑像：头带桂冠，一手持橄榄枝，另一手臂上托着一只展翅欲飞的猫头鹰。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作为索非亚城市标志的雕塑上怎么会有被中国人视为“不祥之物”的猫头鹰呢？

费萨林解释说，索非亚市14世纪因其拥有古老的“圣·索非亚教堂”而定名为“索非亚(Sofia)”。“Sofia”来源于拉丁语词根“sophy”，意为“智慧”(据女性神话史的说法，sophy代表着母权社会中女性所执掌的智慧，是和生命、生殖有关的知识)。索非亚市就是“智慧之城”的意思。而且，据希腊神话传说记载，智慧女神雅典娜的爱鸟是猫头鹰，因此古希腊人对猫头鹰非常崇拜，把它看成“智慧”的象征。细想想，猫头鹰的确长着一副智慧的模样：它可以像人一样直立行走，且走路的样子像小老头；眼睛大而有光，向前平视时像是在思考；更重要的是，晚上它也能看见东西。

尽管从理智上接受了这个让我恐惧和厌恶的小动物，但想到自己要在“它的翅膀下”生活三年，内心还是有点不安和失落，不知它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运气。现在回想当时的感觉，那应该是大多数初出国门的人的普遍情绪，“无关猫头鹰”。

不仅是中国人，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都不喜欢猫头鹰。在与保加利亚紧邻的罗马尼亚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以及美洲的美国、巴西等国家，人们对猫头鹰的感觉都和中国相似，认为“听到猫头鹰的叫声，就会有坏运气”。然而，我不仅在位于Sofia市的Sofia大学工作，而且一位同事名叫“Sofia”，一个学生名为“Sofia”，甚至连我们办公室电脑的开机密码也被设定为汉语拼音“suofeiya”。你看看，不管愿意不愿意，我注定被这个精灵和与之有关的事物包围了，不能不说我跟猫头鹰是有缘分的。

季米特洛夫纪念堂随着它的时代“走”了

我和索非亚大学的学生和同事渐渐熟悉起来。他们都问我：“你为什么选择来保加利亚工作？来保加利亚之前，你对我们国家的了解是什么？”我诚实地回答：“我觉得这个国家1989年以前的四十多年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跟中国的政治制度相同。所以我更容易融入当地社会中。来之前，我只知道季米特洛夫。临行前，我的同事还特意叮嘱我，一定要去看看季米特洛夫墓呢。”他们大都理解地宛然一笑。后来我才理解，在他们“宛然一笑”的背后，包含着太多太复杂的情感。〔图片：季米特洛夫纪念堂遗址〕

费萨林告诉我：“很遗憾，你看不到季米特洛夫墓了。不过哪天我带你去看季米特洛夫纪念堂旧址吧。”

他果真没有食言。4月的一天，他花了一个小时带我对索非亚市区的著名景点“走马观花”。

“季米特洛夫纪念堂在哪儿？”我看着眼前一块20米见方、长满了野草的平地惊奇地问。

“这里就是。”我无论如何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季米特洛夫是与中国的毛泽东、前苏联的列宁齐名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共产主义战士，逝世于1947年，保加利亚人为他建造了纪念堂，跟中国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和前苏联红场的列宁墓一样。为什么满怀期望、慕名而来的我看到的却只是一块荒芜的草地呢？是历史无情还是政治无情？

费萨林理解我一脸的疑惑和不解，他说，在1989年席卷东欧的那场革命爆发时，保加利亚人把国家领导人赶下台，把季米特洛夫的尸体重新安葬，把纪念堂毁了。不是季米特洛夫有什么不好，只是因为纪念堂代表了一个时代，纪念堂跟随着它的时代“走”了。跟邻国罗马尼亚人处决自己的国家领导人相比，保加利亚的革命柔和多了。虽然季米特洛夫纪念堂被毁掉了，但是那块地方却一直保留至今，而且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一直空闲着，没有改作他用。因为大多数的保加利亚人认为“历史就是历史”，应该尊重历史。

〔图片：跳蚤市场上列宁、季米特洛夫等人纪念章〕

对于社会主义和1989年的那场社会变革，我听不同的保加利亚人谈过不同的看法：

一个失业在家的老年人：有共产党，有工作；没有共产党，没有工作。

一个自动放弃选举的中年人：共产党下台后，每个政党上台时都给我们允诺，可大都没有兑现。我谁都不相信了。

一个60多岁的汉学家：1989年以后，我们的民主有了，面包没了。

一个20多岁的汉语专业学生：我不关心那段历史，不过我觉得现在不错。

“你如何看待已经成为过去式的社会主义？”我问费萨林。他三十六岁，是1989年那场变革的积极参与者。“我更喜欢现在的社会，我们民主多了，自由多了，当然竞争和压力也比社会主义时代大多了。”

上帝与安拉、死者与生者、古老与现代、破旧与豪华和谐共处

〔图片： 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和圣·索非亚教堂〕

在保加利亚无名英雄纪念碑和国会旁边矗立着三座东正教教堂。它们相距很近，圣·索非亚教堂（St. Sofia Church）由红砖砌成，风格朴素，除了几幅简单的宗教绘画以外，内外没有任何装饰，与仅有几十步之遥的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St. Alexander Nevski Cathedral.）形成鲜明的对比。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是巴尔干半岛上最大的东正教堂，外表华丽，半圆型的顶部涂有金色，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故又称为“金顶大教堂”。第三座是俄罗斯教会出资兴建的俄罗斯风格的教堂，绿色的屋顶上树立着金色的、直刺云端的尖顶，俗称为“俄罗斯教堂”（The Russian Church）。我曾设想，如果从空中俯瞰这一区域，索非亚教堂的红、金顶大教堂的金和俄罗斯教堂的绿组合而成的景象将是如何壮观呀！

〔图片:俄罗斯教堂〕

参观俄罗斯教堂时，费萨林神秘地把我拉到地下室。教堂的底层是一座修道士的坟墓。他告诉我，这位修道士神力巨大，有求必应，非常灵验的。我虽不相信东正教，但被那些虔诚教徒庄重的表情和墓室内宁重的气氛感染了。为了表达我对死者和宗教的尊重，也为了不辜负费萨林的一片好意，我写下祝福语，按照要求虔诚地投入了祝福箱内。

从俄罗斯教堂向西走500米就是市中心的索非亚女神雕塑。站在雕塑一侧，费萨林指着周围的建筑，介绍说：“右边是圣星期天教堂（St. Nedelia Church），左边那个有笔形建筑的是清真寺，清真寺对面那个有黑色穹顶的是犹太教堂。我们面前是总统府、百货大楼（Tzum），还有喜来登大酒店。酒店是索非亚最好的，外国领导人经常下榻于此。”

我不禁惊叹：不同宗教的教堂相距不过百米，却能和平相处，真是奇迹。清真寺最引人注目的是笔形尖顶的传音塔和作为伊斯兰教标志的月牙儿。保加利亚曾经被土耳其人统治了整整五百年，土耳其族是该国主要少数民族，清真寺是他们的精神家园。每个星期五，这里被信徒挤得水泄不通，有时人会排到门外。庄严的清真寺内，穆斯林们面对《可兰经》，虔诚地忏悔自己，剖白自己，与真主穆罕默德对话。可惜，碍于伊斯兰教严格的教规，我们，尤其是抛头露面的“我”这样的女人是只可远观、不敢近瞧的。

〔图片：清真寺〕

犹太教堂高高耸立的黑色穹顶上有六角星标志。犹太人遍布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德国盟国的保加利亚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大批杀害犹太人，而是想方设法保护他们，如让犹太人跟保加利亚人同住，以让犹太人修路为借口拒绝把犹太人送到德国等。因此犹太人对保加利亚人非常感激。这个教堂我只进去过一次。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以后，由于保加利亚派军参加了联合国部队，并大力支持美国，这个小小的教堂也受到连累，屡遭恐怖分子的恐吓而不再对游人开放。

不同宗教能在如此小的地方，或者说在这个小国家和平相处，其乐融融，似乎只有宽容的保加利亚人可以做得到吧？！

〔图片：犹太教堂〕

“那个破房子是什么？”我指着索非亚女神雕塑垂直下方的一座红砖建筑问费萨林。这个建筑本身并不高大，不仅看起来很破旧，而且底部低于地面两、三米，从远处看，只露出暗红的顶部。

“别看它破，它叫“圣·彼特卡·萨玛尔吉斯卡教堂”（St. Petka Samardjiiska Church），是中世纪保留至今的建筑，非常古老；传说还是我们保加利亚民族英雄瓦西尔·列夫斯基的坟墓呢！”

“它为什么还保留在此？”我实在觉得这个破烂的建筑位于市中心不太合适，它不仅与周围的现代化建筑不和谐，而且与各种宗教教堂也不和谐。

〔图片：圣·彼特卡·萨玛尔吉斯卡教堂〕

“它本来就在这儿的。为什么要改呢？！”费萨林的反问让我无言以对。

是呀，上帝与安拉都可以在这方寸之地和平共处，为什么不能保留一座坟墓呢？这就是索非亚：上帝与安拉、死者与生者、古老与现代、破旧与豪华不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在市中心这个100平米的地方体现得淋漓尽致。和谐是美，不和谐也是美。也许正是这样的不和谐，才成就了索非亚这座城市吧？！

热情、真诚、友善的保加利亚人与极端光头党

2003年愚人节这天，我接到一个中国留学生的求助电话，说在索非亚大学留学的一个中国公派留学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文化宫广场上被无辜打伤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在跟我开玩笑。

中国留学生是被保加利亚光头党无缘无故打伤的。跟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保加利亚的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梦想着恢复曾经的“大保加利亚”，他们不仅集会游行，而且会做出一些极端行为。他们常常剃着光头，因而也被叫作“光头党”，他们仇视并袭击所有外国人。就在中国留学生被打的前一周，一位来自非洲的留学生也在同一地点被打。中国人和非洲人成为保加利亚光头党的首选目标，倒不是因为种族歧视，而是跟除保加利亚以外的欧美国家的人相比，中国人和非洲人的“老外”身份一看便知。〔图片：热情开朗的保加利亚街头艺人〕

在忙碌完“就医、报警、做笔录”等一大串事物之后，在惶惶不安之中，我陷入深深疑惑中：到底“光头党”更真实地代表保加利亚人，还是我身边善良、亲切的同事和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更代表保加利亚人？一幕幕镜头回放着：去索非亚大学报到的第一天，黄发碧眼的同事费萨林说：“我在山东大学留过学，知道一个人生活在外国有多难。你有什么需要就告诉我。”2002年暑假学生安东尼亚请我去她的家乡做客。三天后我想离开了，他们一家真诚挽留，甚至把我的包藏起来；7月学生爱莲娜请我去海边，住在她的家里，每天吃饭、跳舞、去海滩，一住一个星期；2003年复活节，学生拉迪娜请我去作客，丰盛的食物和温馨的家庭气氛让我暂时忘却了乡愁。一次，一只鸽子误入商店的玻璃橱窗，营业员和我试图帮鸽子“走出歧途”。一个过路的老人看到惊慌失措到处乱撞的鸽子，误解了我们的好意，愤怒地大吼：“你们不能这样对待小动物！”〔图片：面具表演〕

我的答案是热情、真诚、友善才是保加利亚人的总体特征。

表面上看，保加利亚极端民族主义是蔓延于欧洲的极端民族主义的一个分支；深入探究进去，我发现那是与保加利亚民族的血泪历史有密切的关联的。保加利亚极端民族主义源于19世纪末欧洲大国对这个小国的不公正待遇。1878年3月，保加利亚在俄罗斯帝国的帮助下结束了奥斯曼帝国的殖民统治而独立，成立了一个北至多瑙河、南至爱琴海、西到瓦尔达尔河和摩拉瓦河流域、东到黑海的“大保加利亚”。索非亚处于中心位置，是理想的首都选地。然而，一些欧洲大国对“大保加利亚”这么一个领土广阔的国家充满了忧虑。在4个月后（1878年7月）召开的柏林会议上，保加利亚人被出卖了：“大保加利亚”被分解和割裂。直到1885年，保加利亚人民掀起了争取统一的民族民主运动，最后成立了现在的“保加利亚王国”，仍以偏于国家一隅的索非亚作为首都，但领土面积较“大保加利亚”少得多。更深入地了解保加利亚历史，我们发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和不公又何止这一次呢？正是这无数的苦难和不公造就了保加利亚人的坚强。

〔图片：保加利亚地图〕

宁要鲜花，不要面包

有人说：“保加利亚人是一个宁要鲜花，不要面包的浪漫民族。”只有走进保加利亚人的家庭，才能真正地了解他们的生活。

2004年的暑假，我帮同事戈戈娃教授校对了一部书稿。为了答谢我，她请我去她家作客。她的家在市中心，是个带花园的独立的二层小楼，她住一楼。

一进门，她幽默地指着自己的狗说：“这是我的孙子。我们家有三口人：我、丈夫和这条狗。”她家的狗就睡在厨房的一个大筐内。

这是一个花人合一的家居世界：房前屋后，开辟出几米见方的花圃，各色鲜花反映着主人的情趣；室内，瓶里插着玫瑰，盆里种着芦荟，爬在屋顶的是绿箩，倒垂的是吊兰……红花绿草跻身于锅碗瓢盆之间，立足于高台矮柜之上，在屋子的每个角落觅得自己的一席之地，与主人共享一室，其乐融融。保加利亚人的浪漫不仅表面化为满街生意兴隆的花店，而且深深地融合于琐碎的生活中。

吃过饭，我们一起去她家对面的森林公园散步。公园内有好几家咖啡馆，里面人都是满满的：有年轻的，也有年纪大的。“他们为什么不去工作？为什么这么清闲？”这样傻傻的问题，我刚到索非亚的时候提过很多次。

“他们找不到工作。”这是保加利亚人给我的答复。

“保加利亚人很懒。”这是在保加利亚的中国商人给我的说法。

哪个是正确的呢？我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才寻求到了答案：保加利亚的社会福利比较高，那些靠失业保障金生活的人不仅生存不会有问题，还可以经常喝喝咖啡，品品酒，因而，他们不愿意去做那些又脏又累而薪水不高的工作；在2000-2005年间，保加利亚失业率都在10%以上的；反过来，一些主要靠人力完成的工作，比如保姆、修理工等，报酬相对较高，普通人家用不起。像中国便宜又实用的“钟点工”在索非亚是找不到的。说保加利亚人“懒”或许有一定道理，但这样的“懒”是社会制度造成的。不过，失业者的生活是如此惬意，真让我羡慕不已。

索非亚的上班族很会打理生活。晚上，酒吧和饭馆是他们常常光顾的地方；周末或假日，他们驱车逃离城市的喧嚣，去山里，去湖边，充分享受大自然。夏季不少年轻人喜欢结伴进山，带着帐篷，带着食物，白天爬山，晚上露宿，围着火堆，喝酒畅谈，好不惬意。什么考试、工作、烦恼，全被抛到九霄云外了！他们在山里一呆就是一两个星期。〔图片：背上包，旅游去〕

保加利亚人的工资很高吗？戈戈娃教授告诉我：“并非如此”。年轻人一般是不存钱的，拿了工资就尽情消费，去饭馆，去舞厅。钱花得差不多了，才会老实地呆在家里，等待下个月的薪水。而且，他们一般不会为了多挣钱而周末加班，他们觉得周末是休息的时间。他们更愿意和家人呆在一起，或是和朋友聚一聚。

这就是保加利亚人的生活：虽不富裕，但轻松得多。他们懂得生活，更懂得享受生活。

昨天听同事尼克讲了一件事情，感觉如苍蝇在喉，不说出来不痛快。

尼克今年5月刚刚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本科毕业，9月将进入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The Johns Honpkins University – Nanjing University Center for Chinese and American Studies）攻读硕士。他的汉语很棒，2006年曾参加扬子国际交流项目，在南京留学半年，对南京印象很不错。这个暑假，他作为扬子国际交流项目的带队人员，带领二十几个美国学生再次来到南京。

昨天是周日，尼克从银行取了钱，然后坐出租车去一家商店购物。在商店逛了半天，最后决定买东西的时候，尼克才发现他的钱包不见了。

他当然很焦急，商店的老板帮他一起找，可是找遍了商店也没有发现钱包的踪迹。商店老板建议他静下心来，好好回想一下进商店前后发生的事情。尼克说：“下出租车的时候我付了钱，说明在出租车上的时候，钱包肯定在，不是在银行丢的。”“会不会付钱的时候丢在出租车上呢？”大家都认为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于是商店老板试着跟南京的几家出租车公司联系，询问有无司机几点到几点送一个美国小伙子从某银行到某商店？有无捡到一个钱包？电话打了一大圈儿，还是一无所获。最后，无奈之下，尼克离开了商店，并留下了他的手机号。

离开商店不到五分钟，商店老板打来电话，说有人捡到了钱包。尼克喜出望外，赶回商店，发现商店门口聚集了一堆人，中间有个小伙子骑在自行车上，手里拿着尼克的钱包。尼克走上前，接过钱包，一直对小伙子道谢。可是小伙子好象很着急，顾不上跟尼克多说，骑着车匆匆忙忙地走了。

尼克打开钱包，发现各种证件和卡都在，但现金却少了三百元。本来放在嘴边的一大堆感谢的话和内心的感谢、激动以及五分钟前油然而生的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仰慕敬佩等感情，刹那间全都变了味。周围的人很气愤，有人自报奋勇要去追回那个小伙子，尼克坚持没让去。

尼克始终想不明白，那个小伙子拿了钱包本来可以不还给他，为什么又要还他，又要“偷钱”呢？也许是他捡钱包的时候给别的人看到了？尼克想不明白，但钱包失而复得总归不是坏事，尤其他的那些卡，如果重新办的话，麻烦可就大了去了。尼克说，我还是要感谢那个中国小伙子的。只是，如果他告诉我，他捡了我的钱包，希望我以现金方式感谢他的话，我也会给他三百的。在我们美国人的观念中，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你帮了我，我就应该报答你。这不是对面子的事情。但是，现在他自己“拿”走了三百块钱，也可以说是“偷”走了三百块钱，这让我心里很不舒服。

后来跟一个懂法律的朋友Tony说起这件事，他说那个中国小伙子的行为是违法的。我是个对法律始终敬而远之的人，我更愿意相信他是个好人，只是一时糊涂，对金钱的贪婪，使他本来想做成、能做成的一件善事转瞬间变成了恶事。正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呀！

毕业，在走与留之间

当校园里穿“南京大学”T恤的人悄然多起来；当中午或傍晚时分校园街道两旁毕业生“摊位”陡然多起来；当校园外的小酒馆内喝酒和醉酒的人多起来；当校门口排起长龙照毕业合影的队伍多起来……我意识到毕业的日子来临了。

写下“毕业”这两个字，身体那最柔软的部分感觉有些沉，有些涨，有些酸，有些甜。一些很想说又难以说清楚的东西堵在喉头，在舌间，在心头。

毕业，作为年近四十的我，经历过很多次。懵懂时代的小学、初中毕业不算，高中毕业、大学毕业、硕士毕业和如今博士毕业，跨越了20年的时间。带有时代色彩的、与“毕业”有关的一幕幕，记录了前半生的印迹，学业上的，生活上的，情感上的，思想观念上的。

高中毕业前夕是高考前最紧张的时刻，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高考还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进入6月，离别的气氛伴随着高考的紧张气氛弥漫开来：照相馆的生意火暴起来，毕业留言录紧俏起来，同学间相处的方式，甚至说话的语气也变得跟原来不一样起来。高中那个青涩时代，对“离别”的意义还不很理解，但那时的我们喜欢“为赋新诗强说愁”，在同学录上写下一些酸酸的、伤感的话语。二十多年过去了，偶尔翻看，虽苍白空洞，有些可笑，但情却是真挚的。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小小县城内，男女有别的观念还深深影响着青春时代的我们。女生之间可以尽情挥洒离别的伤感，异性同学间却是要保持几分矜持、几分距离的。记得我只给三两个男同学写了留言，而我的同学录上留下的也只有个别男同学的笔记，青春朦胧时期的、对异性的好感闪烁于平淡的话语间。

虽然那时我们已满18岁，但在心理上并没“长大”，尤其是前几年我在保加利亚见了隆重的高中毕业仪式后，很感慨那时的我们是多么“晚熟”。保加利亚高中毕业生穿起父母精心定制的礼服或曳地长裙参加高中毕业典礼；举行一个盛大无比的晚会，喝白酒、啤酒、葡萄酒，通宵跳舞狂欢；站在敞开顶窗的汽车上在街上游行，高喊狂歌，似乎为了让整个世界知道：我们长大了！

高中毕业对于我们只是“毕业留言”和“毕业合影”。看着女生毕业合影上那带有时代特色的清一色“学生头”短发，远逝了的青春气息依旧会扑面而来，像陈年的女儿红酒，无比醉人！

大学毕业是1994年。我们大概理解了“空间”概念对人与人关系的影响，明白了对于同窗四载的我们来说，大多数人毕业即成陌路，无缘再见。青春的羞涩退尽，同学录上的留言不再躲闪，直抒情感，把对彼此的印象、感觉、祝福挥洒地淋漓尽致。有的男女同学间彼此有好感，却始终没有机会说出来，在毕业时索性说出来、哭出来，尽管深知今后再无缘分。

不管男生女生，喝酒成为很正常的事情，醉酒也成为很正常的事情。在毕业那离别的时刻，醉的是同学情谊，醉的是多年恋情，醉的是对未来的憧憬，醉的是对学生时代的怀念。似乎大学时代是一扎生啤，倒入杯中后，泡沫即刻升起，细腻、洁白，口味醇厚，却不宜久存。

1994年高晓松那一曲《同桌的你》，淡淡的哀愁，平淡而略带伤感的话语，以及那份挚真与纯情，曾经震动了整个中国，感动了整个中国，成为1994年毕业学子为整个时代划下的最深印记。在城市乡村，在大街小巷，所有的人都在唱“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我就是唱着它，恋恋不舍地走出了大学时代。尽管恋恋不舍，但不像大多数同学那样伤感，因为我已经考取研究生，还可以继续享受学生时代。

硕士毕业更多的是淡然和坦然。硕士时代的同学已经不单纯，有像我这样的学生娃，大多却是工作多年的人，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经济基础、工作经历的社会人。硕士的生活不再丰富多彩，学业的压力和砖头般的古书逐渐让人感觉青春不再。硕士是分专业的，各专业上各专业的课，各专业有自己的教研室，各自独立，没有竞争，也没有合作。专业把本来不多的20多个同学分成了几个小群体，三年下来，能凑在一起的都是投脾气的朋友，同学的情谊比大学时代淡了不少（十年过去了，高中同学、大学同学都热热闹闹地搞过“同学聚会”，只有硕士同学好象没有人想起）。毕业时只有一张合影，大家对“毕业”感觉都很淡然和坦然，像勾兑了过多的水的一小杯白酒，淡得没有味道。

再次面对“毕业”是今年，是在经历过工作、生活、家庭等各方面的成功与挫折之后的今年，距离硕士毕业已经过去十一年了。与硕士时相反，我成了同学中的“社会人”，与“学生娃”有些格格不入。毕业来临，淡然地看他们离别时的壮志豪情，淡然地看他们伤心地抱头痛苦，淡然地看他们分离前痛饮以及醉酒的身影。内心羡慕着：看他们还是年轻呀！年轻的他们，有对未来的憧憬，有对生活的激情，有对友谊的珍惜，有对成熟的渴望，有对象牙塔内生活的留恋，有年轻人应该有的各种各样的优点和缺点，有年轻人应该具有的成熟和不成熟。然而无论如何，他们是值得羡慕的，因为他们年轻。不再年轻的我更愿意把内心无比复杂的感受化为“天凉好个秋”的感叹和笔下的文字。毕业于我已经不再是“酒”，成为一杯“苦丁茶”。

毕业，代表着我们生命中一个阶段的结束，同时也是生命中一个阶段的开始。因为结束，便生出很多留恋：对于应该去做而没做的事情，希望在毕业前补上，不为人生留缺憾；对于做过的事情，希望在毕业再做一次，给自己留下美好的记忆。比如，去或者再去听某某老师的一次课，重温她或他为李清照的词或辛弃疾的诗而哀婉凄怨或激情洋溢的神情；去或者再去上一次晚自习；去或者再去听一场学术报告；去或再去图书馆馆抢一回座位；去或者再去操场跑几圈；去或者再去听一场音乐会；去或者再去看一场毕业演出；去或者再去跳一次舞，去或者再去看一场学校礼堂的、不那么及时但便宜得多的电影；去或者再去参加一次义卖或义务宣传；吃或者再吃一次学校食堂的大锅菜；喝或再喝一碗校门口小摊上的“鸭血粉丝”；去或者再去校门口夜市上买一次廉价头饰；去或者再去旧书摊和老板来一次讨价还价；去或者再去学校小花园拣拾银杏叶，让自己永远记得第一场秋风过后和第一场秋雨降落时满地明亮亮的金黄色校园……。我们对学生时代的留恋，类似断奶的孩子对母乳的感觉，伴随着长大的喜悦的是，对温暖的母亲怀抱无比留恋。

“毕业”同时代表了生命中一个阶段的开始。毕业标志着我们已经长大并即将成为一个“社会人”。走出象牙塔的我们必须“独立”：独立面对生活的困难，独立承担工作的重压，独立面对各种挑战，不能再伸手向不再年轻的父母要钱，不能再把生活中的困苦艰难让不再年轻的父母分担。走出象牙塔的我们必须“奋斗”：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父母生活得更好，为了给女友一个安稳的“小家”，为了自己的面子，为了父母师长、亲朋好友的期盼和厚望，也为了给自己最不喜欢的人或者最不喜欢自己的人一个证明。走出象牙塔的我们有雄心，有豪情，有对未来的憧憬，有对人生的设计。因而，毕业时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庆祝，有充分的理由狂欢。

毕业了，人的心情不一样了。面目可憎的室友的笑容其实也挺可爱的；因吵架而半年多互不理睬的同学其实也有那么多的优点，曾经觉得是“不共戴天”的矛盾在这一刻消解了；宿舍门口平时凶巴巴的阿姨也和蔼多了。拥挤狭窄的宿舍比平日宽阔了，潮湿昏暗的水房比平日明亮了，连宿舍里的“小强（蟑螂）”也可爱起来了。

买上一件写有“南京大学”牌子的T恤，走在校园中，任学弟学妹那略带羡慕、嫉妒的眼光抛过来；带上相机，去校园的每一个角落，用镜头捕捉那曾经与自己多多少少有关的点点滴滴，并把它们封存在有影有象的世界里，而后打进行囊中去；邀上三两好友聊聊过去，谈谈未来，或者什么都不说，在一起分享一段平静，让素日的情感和别离的伤感在平静中发酵，发酵成浓酒，让我们醉在毕业的时候，让我们醉在走与留之间。

鸡鸣寺

拾阶仰古刹，

登塔俯旧城。

佛享香火袅，

人来钟磬鸣。

大隐闹市得，

正果方寸成。

何由慧根浅，

烦扰红尘中？

一

松高林密处， 寻迹觅前人。唯闻水声响，草茂不知深。

二

薄雾绕山头，宿雨挂叶端。人来惊飞鸟，珠落戏眉间。

三

红顶隐现绿树间，径深草茂罕人烟。贪睡不觉闲客到，犬吠犹念好梦甜。

夏日雨后有感

狂雨过后气爽清，凉风拂面草色青，天空渐高云渐远，山外又现山一重。

无论是在华夏大地上，还是在世界各个角落，有这么一群人，为“中国”而痴迷，且痛并快乐着。尤其是那些生活在中国的“中国迷”们，已经成为奏响我们整个社会和谐之音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音符。

——中国是我的故乡

拉嫡娜是我在保加利亚索非亚大学任教时的众多学生之一，她是一个“中国迷”。

拉嫡娜外貌平常，不爱打扮，也不善于表现自己，所以我教了她一年多都没太注意过她，只是觉得她学习比其他学生努力一点而已。真正引起我的注意是她从中国留学回来的时候。2002年秋开始，她受保加利亚教育部派遣以两国政府互换留学生的身份在北京语言大学进修汉语。不幸的是，“非典”使她学期未满就被迫提前离开了中国。当时外国媒体对中国“非典”的报道有些夸大其辞，搞得人们把中国和从中国来的人视为“洪水猛兽”。拉嫡娜如实向朋友们介绍中国的情况，告诉他们中国不像传说的那么可怕，中国政府采取了有力措施应对非典。

回到保加利亚后，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要回去，我觉得我上一辈子是中国人，那里才是我的故乡。”她告诉我，她在中国游览了很多地方，也去过中国农村。每到一处，她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丝毫没有感觉自己是个“老外”。当其他“老外”评论中国怎么样怎么样时，她常常忘了自己也是“老外”，教训人家：“你们这些老外，应该深入地去了解了解中国，再来评头论足。”

按照中国学校的规定，因非典而离校的留学生顺延进修时间，离校学生应于2003年8月份返校补课。拉嫡娜想重返北京，但往返机票却成了问题。保加利亚政府不为公派赴国外留学的学生提供机票。2002年秋天她去北京的机票钱是父母从银行贷的款，尚未还清；家里还有一个即将高中毕业的弟弟等着用钱。对收入不高的父母来讲，再次为她贷款买机票负担的确太重了。父母深感内疚，也非常痛苦。拉嫡娜思来想去，最终放弃了，为此她哭了整整三天。从那时起，我深深地被这个热爱中国、热爱汉语的姑娘感动了。

此后我们的交往频繁起来。她是一个热情、豪爽也很健谈的姑娘，兴趣十分广泛。她告诉我，在中国留学的八个月时间里，除进修汉语外，她学习武术，尝试气功，还跟北京语言大学的一位老师学习京剧。京剧老师为她“开小灶”，单独为她制作京剧清唱录音带。现在她想念中国，想念北京的老师和朋友时，就把录音带拿出来静静地听，跟着悠悠地唱。她不顾“依依呀呀”的声音招来家人奇怪的眼神，沉醉其间，在优美的韵律和美好的回忆中，任泪水悄悄地滑落……

——迷上了中国电影，尤其是“老谋子”

她对中国电影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张艺谋的电影。她在中国买了不少电影光盘。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她全部都有。

以前我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总认为外国人看中国电影是猎奇，不过想知道“小脚”、“妻妾成群”之类的东西而已。直到跟拉嫡娜聊起中国电影，我才发现我是错误的。她评论起中国电影来不仅说得头头是道，而且颇有独特的见解。有一次，我和学生们一起看电影《英雄》。看完了，学生们都围着我问：“老师，您喜欢吗？”我笑笑：“说实话，不喜欢。”大家都很吃惊，问我为什么。我说：“电影讲述的故事偏离历史太远，虚构和杜撰太多了。”拉嫡娜接过话头，说：“老师，我知道很多中国人不喜欢《英雄》，可能想法跟您是一样的。但是，电影是艺术，不是历史；历史在博物馆里。”我一时语塞。细想想，她对电影的理解是不无道理的。我们中国人对过于强调电影宣传、教育功能的做法习以为常了，反而忘了电影的艺术本质。

她不仅自己喜欢看中国电影，还努力地向周围的保加利亚人介绍和宣传。2004年起，在她的倡议下，索非亚大学汉语专业的学生自发地组织了“中国电影日”活动：每周五下午定期放映一、两部中国电影。电影光盘由拉嫡娜提供，场地也由她联系。“中国电影日”搞得红红火火，还吸引了不少韩国语专业和日语专业的学生前来观看。

她还尝试把中国电影翻译成保文，介绍给保加利亚观众。2003年5月保加利亚文化部和中国驻保使馆联合举办“中国文化月”活动，她主动请缨，把电影《洗澡》直接从汉语翻译成保加利亚文。她说，在保加利亚有一些中国电影，但翻译者根本不懂中文，只能从英文或俄语翻译，中国文化内涵经过语言的多次翻译往往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魅力。甚至还有一些不负责任的翻译者常常根据自己对剧情的理解杜撰台词，翻译出来的话跟汉语原文是驴唇不对马嘴。她举了一个例子，在《十面埋伏》里，男主人公问：“你跟我走吗？”翻译者却翻译成“你爱我吗？”“中国人是含蓄的，尤其是古代的中国人。‘爱’这个词是不会轻易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她批评说，“这样的翻译歪曲中国文化，误导外国观众。他们会误以为古代中国人的行为观念跟现代西方人一样呢！”

2004年电影代表团访问保加利亚，她抓住《周渔的火车》的导演孙周、《紧急迫降》的导演张建亚，跟他们聊中国电影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十分投机。后来，她告诉我：孙周人比较沉默；张建亚人比较热情和亲切。

她希望自己有毅力、有能力把翻译中国电影这件事情继续下去，做得更出色。

——学汉语的路很长

拉嫡娜告诉我，她的“中国情结”从孩童时代就萌发了。她六、七岁时对东方故事非常痴迷。她还记得当时阅读一个大概名为“小铃铛”的中国民间故事，感受主人公的喜怒哀乐，完全沉醉于故事中，常常独自坐在地上出神或者哭泣。父母开始担心，把她的故事书都藏了起来。说起这些，拉嫡娜笑着说，我现在也奇怪，为什么从小那么迷恋东方文化，估计我前生真的是个中国人。

进入索非亚大学以后，她的第一专业是外交专业，汉语是第二专业。汉语对保加利亚人来说很难，所以保加利亚人喜欢把某一件困难的事情比喻成“难得像汉语一样”。以汉语为第一专业的学生当“逃兵”的现象比较普遍，一个年级的学生到毕业时往往只剩下一半；以汉语为第二专业的学生能坚持下来更是凤毛麟角。拉嫡娜自从接触汉语后，学习重心逐渐偏移了，把学汉语当成了主业。她聪明而且努力，很快成为了该年级成绩最好的学生。

2005年她参加世界大学生“汉语桥”中文比赛，获得保加利亚赛区冠军并于8月赴北京参加决赛。她作了题为《你还好吗？我的平遥》的演讲，抒发了对“故乡”中国深切的思念。比赛还有一项是才艺表演。她选了动画片《宝莲灯》中孙悟空的一段“独白”。她表演得声情并貌，还时不时地来上一、两个“猴子”的动作，逗得在场观众哈哈大笑。真的让人不敢相信这个“孙行者”原来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平时看起来文静闲雅的姑娘。

她对中国的文化有着自己的理解。我问过她一个问题：“一个出生在东正教国家的你为什么总是说“前生”、“前生”的？基督教可不讲究轮回呀？”她说，她不信任何宗教，但比较而言，她更欣赏佛教。基督教讲究忏悔。比如有的人做了坏事，去找神甫忏悔，可忏悔完了，他不能控制自己，继续做坏事。忏悔不仅没有让他真正改正错误，反而成为了寻求自我心灵安慰的一种方式。佛教不是这样，佛教讲究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苍天有眼，佛祖有灵，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的，这样人们可以做到自我约束。

她至今还没有男朋友，父母为此着急得不得了。她自己可是一点也不急，她说：“汉语就是我的情人，跟男人比起来，汉语对我更重要。”有时父母开玩笑地说：“都是汉语害的，我们到现在还抱不上外孙。”

拉嫡娜2005年7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继续在索非亚大学攻读汉语专业硕士学位。2006年她又获得了保加利亚教育部奖学金，现正在华中师范大学攻读文学硕士。衷心地希望她学好汉语，更广泛、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从一个“中国迷”变成一个“中国通”，成为一个中保文化交流的优秀使者。